禮儀空間的演變

初期教會是在教難時期掙扎成長的，即便當時的教會被羅馬帝國認定為是不合法的宗教，仍出現許多教友們聚會的建築物。現在我們所保留的基督徒崇拜的建築結構及文獻，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並不多。可想而知，這時期的基督徒通常會在私人住宅內聚會，當然也只有一些環境不錯的家庭才能提供較大的聚會空間。在教難時期，此種聚會崇拜被認為是不愛國及非宗教的行為，如果因而被捉則有性命的危險。為了防範官兵捉拿，以現有的房子空間和家具擺設來就合聚會崇拜不失為機智的做法，聚會結束會也很容易地恢復原狀。

當基督徒聚會崇拜走向公開時，原有在家庭聚會的氣氛中，所能感受到的熱情款待及親密關係也就不容易出現。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及地點，只要基督徒受到迫害或是屬於社會中的弱勢時，這種親密關係則會重複地出現。實際上，這種熱情款待及親密關係在一般的公共建築物中是較難出現。我們也不要因此氣餒，反而更應設法設計出良好的公共聚會崇拜的建築物--教堂，使得這類的氣氛和關係也能夠出現。明顯地，這類的氣氛和關係能在不同的聖堂結構中會發展出不同的崇拜或禮儀風格。

我們在幼發拉底河的 Dura-Europos 發現了一座第三世紀聚會所廢墟（A.D. 256）。在其中我們發現有一面隔間的牆壁被移除，如此將整個聚會空間擴大了，空間的底端似乎是祭檯的位置。房子的另一端房間大概是用來付洗用的聖洗池，池子上及房間有許多的裝飾和壁畫。由此可看出，初期教友聚會因著不同的禮儀功能已出現了不同的禮儀空間。

基督徒在第四世紀的聚會有令人詫異的改變。君士坦丁大帝不但在米蘭詔書上（A.D.313），使得教會成為合法和受尊敬的宗教，更獻給教會九座羅馬大殿及其他在耶路撒冷、白冷及君士坦丁堡的大殿為教堂。這些富麗堂皇的大殿，使得基督徒的崇拜方式有了許多變革，它們的確與教難時期的家庭聚有所不同。

這些大殿在建築結構上是依循原本羅馬的法庭而設計的，是為一般的市民聚會所會，相當類似現在的室內球場。基本上，它有個長方形的外型，在長形的一端底部多出個半圓形的屋頂。在這半圓屋頂下架出個長形的舞台，在頂端上有個法官的寶座。它可說是個以水平為軸的長方形的建築物。

教會很自然地就採用了大殿的基礎為其聚會崇拜的場所。主教的寶座因而代替了法官的寶座，教會的長老和神父們分別坐於其兩旁。唱聖樂者的舞台則移入了教堂中央。在教堂中央與半圓形之間的舞台上有祭台，讀經台則立在這舞台邊緣。首先，從主教的寶座上講道理，然後在祭台舉行感恩祭。教堂的其他位置擺有椅子，但整個聚會團體的行動已看得見,聽得到為準。

在早期，也有所謂以建築物的中心為垂直軸心的中心形建築物傳統。例如，以這類結構為基礎的聖洗堂，在致命者遺骸上所築起的聖堂。東方教會的聖堂不同於西方教會的長形結構，尤其引進在教堂方形的中央可以蓋起圓頂後，這類型的聖堂就更加流行。除了本身的圓頂外，通常在一邊的牆上也會出現三個半圓的圓頂，圓頂上面附有東方色彩的鑲嵌聖像。教友們被這些聖像所吸引，整個崇拜在這奧秘的氣氛下進行。那些聖像提醒教友們他們是天上的團體一起崇拜天主。教堂區分了兩個部分，教友的聚集部分和至聖所部分。

在西方，聖堂建築的趨勢常是長形的，部分原因是來自建築的技術。（例如，哥德式的圓拱頂寬可至8尺，如果支助與支柱間的牆壁越多，則可更寬。）但部分原因是來至崇拜方式的複雜發展以及司祭的專業化所致。這發展導致原本靠近教友聚集的地方的祭台一直向後延伸到至聖所的底端，與教友的聚集的地方遙遙相對。

中世紀時，教會發展出多樣的聖堂型式，例如，朝聖聖堂，隱修院聖堂，神父宿舍聖堂，主教座堂，宣道聖堂，和一般的堂區聖堂。隱修院的聖堂是這些不同類型聖堂的主流聖堂。由於中世紀隱修院擁有龐大的人力財力資源，而隱修院團體總是一天七次聚集在一起吟詠日課（感恩禮讚），也就不奇怪聖堂的設計都是迎合隱修院的團體。在這些聖堂中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唱聖詠（整個團體是聖詠團）的位置平行的面對面相坐，為得是能夠以前後呼應的方式進行聖詠。為隱修院這是相當功能性的設計。高高在上的祭台為整個團體而用，其他小的祭台則散落在四周為會士神父個人行感恩聖事而用。還有其他種種功能上的安排，例如，在德國聖詩班在西邊的圓頂下，西班牙在聖堂中央有道牆。主教座堂依循著類似的結構，聖堂內部為特別意向分割許多部分為小聖堂。

我們也就不奇怪隱修院的聖堂結構多少也影響到村落的一般堂區聖堂。有絕大部分的教堂空間是專屬於那些當地神父和士紳貴族，一般平民只能在離祭台遠遠的地方仰瞻彌撒。讀經台則落座於堂的中央部分。

不像隱修院聖堂，每個堂區聖堂有個水池。在中古世紀的末期，聖洗和結婚在聖堂外的玄關或走廊舉行。整個聖堂中央所涵蓋著雕刻、畫像、和彩色玻璃可以誘導虔敬的心情。直至第十四世紀，聖堂尚未有跪凳，整個崇拜團體行動自由自在。跪凳的出現表示著大家或坐著或跪著崇拜，團體行動也就不如先前來得方便。原本教友們的團體祈禱方式也就轉向為個人的敬禮行為。到了第十六世紀，教友的敬禮與司祭祭禮也就被理所當然的分開了。

隱修院將聖堂中央與至聖所的分離是相當可取的設計，但應用到一般堂區則為不倫不類。由於當時大家競相仿效隱修院的聖堂格局，聖堂成了個人敬禮的最好場所，卻對禮儀崇拜行為，主動參與大打折扣。

另一項中世紀聖堂空間的發展是將每一吋空間、每一物件、每一行動加以象徵化，這種過度的發展使得物件尚失了原本的功能與意義。

基督教的出現與教會的改革也影響道聖堂的空間發展。耶穌會由於不需要團體公唸日課，將過去的隱修院的唱經空間移除，使得彌撒能重回焦距，不受到阻礙。

我們很難將基督教在禮儀建築上的經驗一般化，他們依照他們的想法不管對與錯要回到初期的教會原（始）型建築。的確很難在至聖所與聖堂中央分為兩部的聖堂，宣報平信徒的普遍司祭職。中世紀的聖堂建築雖仍被基督教徒所採用，但方式卻被修正，例如通常至聖所的圍籬被拆除，信友們能往來自如。

第十七和十八世紀，在歐洲基督教嘗試建築許多新的聖堂，有許多例外的實驗形狀格局，但多數是以中心為主軸的聖堂。第十八世紀的北美有常是許多實驗建築。

所有的這些實驗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沒有至聖所已將近三百年了。團體聚會的位置成了焦點，聖詩班和至聖所幾乎消失。清教徒青一色都是團體的聚會空間。基督教空間有一特色就是包廂的出現，它使得所有人能聽到演講者的聲音。包廂的出現也幫助將讀經台和主的餐桌聚集一處，即便在行動上有其困難。

第十九世紀，禮儀空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劍橋運動的浪漫主義回到新中世紀格局的聖堂空間。復興主義下的運動則傾向強調讀經台與聖詩班，發展出交響樂的舞台。這時的羅馬天主教也傾向將祭台至於底端，聖洗池至於堂門口，讀經台則縮小落座於至聖所的邊緣。

晚近禮儀空間有戲劇般的轉變，尤其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大體上而言，這些趨勢是走向聖堂的中央部分，多多少少強調突顯聖言的地位角色以及信友的空間提倡。各個宗派雖有其特殊之處，但都有其共通之處：除非信友團體是圍繞著祭台，講道處都是直接面對信友團體。實際上，沒有任何一種變革是完全成功的；然而各個方面都設法平衡藉基督之名的說與接觸。

其中比較出色的地方就是考量經濟的因素及新的建築科技。其他還有設法加入初期教會家庭聚會的熱誠款待及親密關係的空間，諸如淡化建築物，內在空間沒有主位，有彈性的座位。

似乎我們從以上大略的禮儀空間回顧，尋求出一個面面俱到的教堂建築空間的架構與型式。它們有許多我們再學習、再探索的地方。很明顯地，我們廿世紀的評鑑標準與過去大不相同，在接受我們的限制之後，我們可以很放心地去發展我們本地化的禮儀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