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編劇手記

◆田開良

     「父子」電影劇本的第一個稿子在1997年就寫出來了,最初的片名是「父子賊」。後來我們電影的監製不喜歡「父子賊」這片名,認為那個「賊」字會誤導觀眾以為這電影主要是講述「做賊的父子倆」。導演建議使用「父與子」,後來再簡化成「父子」定案。

     為什麼會是這個題材呢?應該從1996年我在馬來西亞某製作公司編劇訓練班時候說起。譚家明導演給我們的功課,是從報章上選一則地方新聞,試著編寫出一部電影劇情長片的故事大綱,於是我被一則標題為「父子賊」的社會新聞吸引住了,真實事件是一個父親教唆十八歲弱智兒子偷偷潛入別人家中先躲藏起來,等到那家人都睡了才出來開門,裡應外合把屋裡的東西偷走,可是父子倆在第一次行動時候就被捉了。

     當時直覺就有一種衝動要去發展這個真實新聞事件,是因為裡頭那永不過時的「父子關係」,我想寫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父子關係。「父子」,是一種永恆的宇宙性關係。「父」對「子」的愛,是一切的開始。然而,長期以來「父子」矛盾關係的對立,卻是歷久不衰的戲劇題材。

     我很喜歡義大利新寫實主意電影「The Bicycle Thief」,這部電影對那年代的義大利有特殊的象徵意義,相對於「父子」,與我這個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編劇又具有甚麼意義呢?記得這故事大綱交出去後,製作公司高層就曾以質疑口吻問我:「你對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不滿,真的這麼悲觀嗎?」當時我無言以對。「The Bicycle Thief」裡有一場關鍵的戲,當兒子「諒解」了偷車失手後的父親,一步步行到垂頭喪氣的父親身邊,主動牽了父親的手,一起往下班的人群走去,每次看見這一幕就非常感動,告訴自己,我也要寫出這樣的父子關係,可以的話,就讓「父子」有同樣的一場戲。

     「父子」裡的父親,跟蹤一名提款的婦人,卻沒膽量衝過去搶錢,一昧死死地緊跟在後,直到再拐個彎不搶就沒機會了,父親終鼓起勇氣衝上前去……就在這個時刻,兒子不知從哪裡跑了過來叫喊住他,阻止了父親的墮落,也及時「解救」了父親的靈魂。

     我想,流離失所的父子倆,究竟失去了甚麼?又急需要甚麼?這就是我編寫「父子」這劇本的原動力了。

     有一次開車載著譚家明導演去勘景,忽然被問到,父親被兒子咬斷了耳朵,在天剛亮時獨自一人默默地走進湖裡去,從此消失無蹤影,主角人物為何在劇本結尾部分就提前退場了?導演強調這也是他被男主角問到的問題,主角人物不是應該一直演到影片的最後一分一秒嗎?所以導演想知道我這個編劇會有甚麼「標準」答案?我努力地思索著,導演見我久不答話,便叫我別急著回答,慢慢去想吧……於是我想了一個星期,想了一個月,然後在電影開拍前似乎有了答案──父親被兒子憤而咬斷耳朵後,父子關係的決裂,頓時間父親變得甚麼都沒有了,他真是一個世界上最貧窮的人,無顏面對全世界的人,卻又不知要如何活下去!或許這個人物需要喘息的空間,又何必難為他呢,讓他從我們監看的視線中消失而去吧,這時候我們必須放手,別逼迫他走上絕路。

     有些時候,編劇本身並一定完全清楚劇本裡所發生的一切,當劇本寫成定稿後,它就彷彿擁有了無限的生命力,將會有它自身的命運,不是編劇家所能完全掌控的。我們編劇只能自求多福,有幸的話或許能看到自己所創造的人物活出他們自己,選擇他們自己的人生路。

     終於要出發了。我這個編劇兼副導開車載著譚家明導演一路往影片拍攝地夜奔而去,導演見車開得相當快,便有點擔心的叫我開慢一點,說:「都十七年了,還有甚麼不能等的,別急。」2005年11月13日晚上十點左右,我在高速公路上接到台北朋友的電話告知,郭富城憑「三岔口」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我和導演對望一眼,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父子」終於拍攝完成,這是我第一個被拍成電影的劇本,一切來得那麼地不容易,幾年過去後,我還時常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我不過是其中一個有幸實現夢想的編劇,這般恩寵,如此眷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