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搭貴州輪

◆剛恆毅

     1927年2月22日我到達香港。聽別人說,上海成了革命的中心,我不願意別人說教宗的代表傾向這一派或那一派,所以我想繞過上海,買了一張從香港直達天津的船票。香港恩主教送我上船,船停泊在碼頭對面外海中,上了船把行李放進船艙,一條小汽艇駛近小船,許多小箱子搬上船來。「這是軍火。」我向恩主教說。「不可能。」他說了後去找船長,回來時搖著頭。我不願意坐這艘走私軍火的船,免得將來有人說,教宗的代表被扣在私運軍火的船上!一直等到3月20日,才找到另外一條船「貴州輪」,直達天津。

     在船上收聽到無線電報告的消息:國民革命軍克服了上海,又有一個消息:共產黨想在上海建立世界革命根據地。時局雖混亂,中國教會有極崇高的精神,預先堅定了立場,不會牽連在內,也不會參加在中國對內對外的鬥爭。在上海舉行的會議已聲明了教會的原則,天主教不反對中國合法的政策,並給予尊重。

     貴州輪停在河口外,等待漲潮,這樣就慢了一天。旅途中遇到一位法裔德國人魯斯萊先生及英國人何凡先生,二位都是有修養的人而且喜愛研究宗教問題。他們信奉基督教,但對他們的宗教並不滿意,反而傾向天主教會,在他們看來有極大理由:天主教會是至一的。我們談論很多事,我感到這二位先生因天主的聖寵終將皈依至一的天主教會,我也注意到何凡所說的,在日本那些美國宣教士的態度。他說:

     「日本並非不容納基督教會,而是基督教會與天皇敬禮如何協調;這種敬禮不僅是對天皇個人的尊敬,也是對國家的尊重。日本人有一種愛國熱忱,並以愛國自豪,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願為他們的天皇效勞。若不讓日本人相信,基督教會沒有理由反對他們對天皇的敬禮,日本人不會皈依。還有一個理由使日本人疏遠基督教會,就是基督教的宣教士的作風,日本人如此敏感,他們卻不知激發日本人心靈的親切感,只用外表的聲音去打動他們。

     他們宣傳慈善的宗教、克苦的宗教、愛的宗教,而自己過的生活卻並非如此,克苦是另一回事;被視為一般專業人士,如一位工程師一樣。當然,也不全是這樣,有不少的宣教士真有宗徒的熱忱;一般來說,宣教士是尋求崇高的職務。宣教士在國外很容易找到一個受人尊敬的地位,比在國內的工程師要強得多。他們的生活愜意、優越,夏天能在日本最優美的風景區渡假。

     日本人看的是宣教士的儀表及生活,並沒有受他們的感召。最主要的是完美教會的典範,教外人並不以神學學說,而是以宣教士的表樣來批判教會。還有一點,有的傳教士還忙於生意上的業務。」

     他的談話觸及傳教士問題的要害,我只忠實地記錄下來;至於評價,由他自己去負責了。我們捫心自問,雖然在中國內地偏僻地方的傳教士有良好表現,但與基督教宣教士仍有差別。

     當然,天主教傳教士有宗徒的心願,同時在法律上有特殊地位的「例外」,這種特權在中國知識份子前,稱為外國人。宣講應當適應一切的人,並將基督的愛放在最高處。若是超出中國法律,那會使人忿恨不平,這事在以前也許有點好處,可是現在應當注意中國人新的愛國情緒。

     我知道商人們保留特權為了他們的利益,但我不明白傳教士為什麼要保留那些特權?我曾閱讀過葡萄牙人在旅行時過的奢華生活,在馬國賢(Rippa)神父回憶錄中記載,有高位的傳教士出入坐轎子,我也曾遇到類似的情形。馬國賢神父說:「傳教士只知道在北京採用當地習俗,組成體面的堂區,他們誇耀:應穿錦繡綢緞,常以轎、馬、船代步,僕役扈從。幾乎傳教士都是這樣,當然也有不少例外,因為他們生活環境不同。讓人不解的是,沒有一位貴族藉由他們的宣講而接受信仰信奉宗教。不給平民宣道,也不和他們交往。但我看到一些人信奉宗教,他們是由於服務的傳道員勸導及中文宗教書籍而進教的。

     歐洲傳教士特別表揚自己如何歸化那些貴族;他們只給那些由別人講道而奉教的人及兒童付洗,在沒有傳教士的鄉間只好由教友會長給嬰兒、老年人以及重病者付洗。」

     藉這種現世的聲望,多數人對天主教並沒有產生情感;當年宗徒們沒有這樣的作風。我無意指責今昔的傳教士,但應當改一改方針,現在是新的一代,應調整以往所謂的功勳。聖保祿說:「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的人。」(格前九22)「至於我,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迦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