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至大通諭

◆陳方中

     前面提過1919年教廷派遣光主教以宗座視察員的身份,調查在中國教會內所發生的不平安事件。光主教的立場是維護外籍傳教士的,但當他仍在中國調查教會情形時,教宗的傳教通牒〈夫至大通諭〉突然公佈了。通牒的日期是1919年11月30日,按照慣例,大概是在12月,或1920年1月正式發出。

     通牒發出後雖未立即翻譯為中文,但法新社有報導,在外籍傳教士間也迅速開始流傳。雷鳴遠神父不久後看到了全文,他本來不敢想像會有明確的說明,猜測只會是原則的說明,但在看完全文後,他寫信給他的弟弟羅伯:

    ……我們現在可以安心的說,我們的神聖訴訟在原則上已經獲得全面勝利。……因為通牒上的詞句非常確切而具有決定性,致使人無法質疑聖座的看法,以及其做事方針。

     「夫至大」這個名稱來自於馬相伯先生的翻譯,1920年已八十歲的馬相伯仍腦靈目明,不曉得他是自上海抑或嘉興得到了原文,可以想見他在翻譯時一定是興奮急迫的。

     〈夫至大通諭〉其實仍是原則性的宣示,教宗在通諭中並未專指中國,但其指涉的現象完全符合中國實況。首先教宗談到各傳教團體緊抓其傳教區不放,他說:

    反而是以天主之田園,畫歸其經理之一分,竟據為獨有若私產然者,至不願有一毫得經他人之手,則其當誚讓為何如耶?尤其教友之數本不多,而四圍錯居之教外則極多,職既當訓導之矣,而己與所屬講道人數實不勝任,乃猶不肯徵用他人相助為理,則其當被天主審判之嚴,後何如耶?

     這就是當時中國天主教的實況,在各傳教團體負責的代牧區內,基本上不存在其他男性傳教團體。僅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因係中外通商的口岸,設有各傳教團體的賬房。

     然後教宗談到培養本地神職的重要性,因為福傳的目的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由外籍傳教士管理的教會,而是要建立一個由本地神職領導的本地教會。教宗說:

   蓋籌備本地鐸曹,非令其以較卑之服務,輔佐外來之傳教人也;乃令其負荷天主之任命,於管理本籍人民,終有一日確能承受之也。

   惜乎尚有多處,迄今已數百年為公教信光所朗照,而求本籍之鐸曹,非名次較低者不可得也。且間有數國人民,早被福音之光化,步趨人道而棄獠俗,馴至各種文明之藝術皆有超眾之人才;又有閱多世紀,為福音與教會超生之道力所薰陶者,然尚不能鄉貢司牧等受其統治,或司鐸等,其典型足以感格鄉人者也。

     這也正是數百年來中國教會的寫照,除羅文藻外,皆由外籍傳教士擔任主教;而本地神職,絕大多數是外籍傳教士助手的角色。

     接下來教宗談到傳教的特質,不應帶有帝國主義色彩:

   故洞明:『忘爾鄉民,忘爾父家』是向爾各人言之者,則當省念爾非傳佈世人之邦國,乃傳佈基利斯督之邦國也;亦非為在世之本鄉,乃為在上之天鄉而收錄郡人者也。

   噫甚哀痛矣!假如見有傳教之士,竟忘卻本身位分,乃至思維天國不如世間之母國,母國之威權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張之,母國之光榮加於萬有之上而擴充之,此實為宗徒功用極猛之疫症。使傳福音之喉舌,於愛靈之筋力全弛,而於民間亦虧損其信用之權也。……設令傳教士但有幾分參用塵世謀為……則其種種事功,立即招來萬眾之疑猜,……即以基利斯督之教為某外洋邦族之私教云,而凡奉此教者,遂見以為服屬於外洋郡國之保護與政權之下,而反脫離本邦郡國之關係也,各分也。

     在後面的部分還提到傳教士的學問培養非常重要:

   倘於此類宣傳真道者,反為從事詭道者所壓勝,亦太不成事矣!以故凡蒙主召,供傳教使命時,諸修道學生應如法陶養之。而按各科課程,聖學歟,俗學歟,凡為傳教士所需要者,法當一一教授之。

     這為中國來說,是最貼切不過了。然後是語言問題:

   夫傳教異地者,將致身超渡其人民也,自當有所講求,有所精研,研求之必要,首屈一指者,當屬異地之言辭,言辭僅略有所知,詎可心自滿足?必也言能達意,而無乖詞理乃庶幾。

     因為語言無法順利表達,傳教士往往無法開口講道,而將講道之責託付於傳道員,教宗說:

   尤其傳教士果勤懇,則於講解聖教要理,不可委諸助教問答之人(傳道員),當視如獨有之權,職守中極重要之分而自操之,因奉天主差遣,豈為他故,無非使宣傳福音而已。

     這無異是在對中國大批無法講道的外籍傳教士一記當頭棒喝。教宗更進一步說明理想的傳教士應深入了解當地文化。

   又間遇應如聖教中之信使經師也者,而與民間之首領相周旋,或為文人學士邀相聚會,苟格於辭命之未諧,不克表詮其所見,何以保守其分位乎?……俾願獻身修宗徒之業勸東方之人者,於東方語言禮俗,得以融會貫通,其餘應有之修能,亦得朝薰夕摹以邁往焉!

     當時教廷沒有中國人在其中服務,也不像以後有于斌樞機或今日的單樞機可以奔走其間。教廷中的決策者包括教宗及傳信部長,是依據馬相伯及英斂之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老西開事件其中及其後雷鳴遠及湯作霖的報告,再加上各種形式的調查,客觀的了解了中國教會的實況。當然,教廷在1918年與中國通使受挫的經驗,也使教廷對中國教會處境有了更直接的體驗,然後全然不帶著歐洲觀點,全然以信仰的高度,對於帶有帝國主義色彩及歐洲人優越感的傳教方式加以抨擊。〈夫至大通諭〉表面上看有政治敏感性,但實際上是各國傳教士所不能反對的,原因即為其單純的信仰表達方式。

     在中國現代天主教歷史上,〈夫至大通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自此以後,教廷表明了改變中國教會的體質,是教廷明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