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往聖繼絕學──張載

 ◆傅佩榮

     張載(1020-1078年)有一句傳世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是他個人的抱負,也是儒家學者的共同理想。這麼崇高的目標,恐怕不容易達成。我們更關心的是:他如何找到這樣的目標?他又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做過什麼努力?

     張載是陜西人,陜西古為關中之地,而他的學派也稱為「關學」。他年輕時熱衷於軍事,曾想呼召同伴取回被西夏所占的洮西地區。二十一歲時上書范仲淹,暢談兵學。當時范仲淹受宋仁宗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也是一位著名學者。范仲淹見他器宇不凡,就提醒他:「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同時勸他讀《中庸》。

     他當時讀了《中庸》,但覺得有所不足,於是又念了佛教與道家的資料,然後再回到《六經》。三十八歲時,他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對其他學者的期許是:「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

     他拜訪當時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但相談不洽,因為他的政治觀已經深受孟子影響,主張「法三代,仁政必自經界始」,居然想要取法古人的示範,並以畫分田界作為推行仁政的第一步。這其實也是先拼好經濟,改善百姓生活,然後再實施教化的構想。他五十歲回歸老家,學問漸成系統,教導學生「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他的氣魄日益開闊,他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並且認為: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正是:「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

     他所謂的「為往聖繼絕學」就由此展開了。首先,往聖是指孔孟,而絕學是感嘆儒家之道久已失傳。學術不能復古,若要繼承就必須「接著講」而不能只是「照著講」。這時挑戰有二:一是要由儒家立場批判當時流行的佛教與道家;二是要重新詮釋儒家與人生各種問題的關連。

     針對佛教,張載的對策是「立氣破空」。佛教主張四大皆空,以「心」作為天地起滅的主宰,否定了物質世界的實在性;同時,佛教還「以空為真」,認為人生人死皆是幻妄。如果這是真實情況,那麼死後輪迴又是怎麼回事?張載的意思是:萬物的原始質料是「氣」,氣的屈伸即是鬼神:「鬼者,歸也」,「神者,伸也」。他說:「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為魂。」這是從《易經•繫辭傳》得到的理解線索。

     針對道家,張載的對策是「以有破無」。老子的思想是「有生於無」,由此可能導入消極無為,甚至避世頹廢的後果。張載認為,有與無都只是「氣」的聚與散,這兩者是一體之兩種面貌,並無本末之分。

     接著,讓人好奇的是,這種「氣化一元論」(用氣的變化來解釋萬物的存在與發展)真能代表孔孟的思想嗎?讀過道家《莊子》一書的人都知道,莊子在描寫生死時,明白宣稱那是「氣之聚散」。那麼,張載如果堅持宇宙萬物的本源是「太虛」,而「太虛即氣」,那麼他就必須說明人性的特殊結構,否則又如何接得上儒家所強調的道德修行?

     張載認為:人有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前者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可以經由學習而改善的。這兩者都是人性的組合部分。他的說法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意即:人誕生於世,有了身體,那麼氣質之性隨之出現。這種氣質有清有濁,有剛有柔,但總是有所偏執。如果「善反之」,好好回溯本源,譬如讀書明理,反身而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身上還存著天地之性。

     天地之性又稱「天理」,氣質之性則代表了「人欲」。孔孟立「天理」,但其學說失傳,以致後人「滅天理而窮人欲」,陷入人欲橫流的不堪之境。因此,人生只有一條路,就是「存天理,去人欲」。這種觀念成為宋明儒學的共識。於是問題成為:人皆有人欲,但人欲必然是惡的嗎?答案是:把人欲當成私慾或物欲,那麼必然以私害公,造成社會災難;但是人欲也可以經由修行而成為大公無私而不再以自我為中心,那麼這時就顯示了「天理」的作用。所謂讀書明理,學做聖人,其關鍵全在此處。這種說法不是沒有困難。譬如,既然「氣」是萬物的本源與實質,那麼氣與天理的關係如何?為何物質性的氣,會給人以道德上的要求?人為何一方面要隨順氣的變化,如張載所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而同時又須致力於成為完美的聖人?

     宋明儒者凡是主張「存天理,去人欲」的,大概都無法迴避這一類質疑。現代人固然要學習明白天理(人生的應行之道),但同時也知道自己既然是人,就不可能擺脫人欲的束縛。人欲未必是束縛,它也是真實人生的軌道。就像孟子說的,聖人之中,有「清者、和者、任者」,以及像孔子一樣的「時者」。清、和、任三者,都離不開特定的氣質軌道;「時」則難上加難。宋儒之可貴,未必在其學說,而在其理想高遠而心境平和,是即孔子所謂「君子坦蕩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