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罪言〉為何而寫?

◆陳方中

     老西開事件結束後,民國六年間,英斂之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勸學罪言〉。為什麼會寫這本小冊子?老西開事件應該有影響,但促成英斂之在短時間內,也許只有一兩天,寫成並出版此書,應有其他事件的刺激。或許是因當時北京北堂的法文天主教周刊,撰有批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的文章,引發了英斂之義怒,於是撰文出版。〈勸學罪言〉發表後,引起教會內外知識分子廣大廻響,但也有外地教友讀後,來函責備英斂之言過其實,不以教會和諧為重;於是英斂之再撰「覆友人書」,將兩篇文章集合出版,這是最常見的版本,一般稱之為〈勸學罪言附覆友人書〉。民國十六年一月英斂之去世,民國十八年英斂之妹貞淑重印此書,刪去覆友人書中老西開事件的描述,這是我看到的版本。

     〈勸學罪言〉一文近五千字。以「罪言」為名,就是對當時中國教會病徵的批判。病徵之一就是教會主事者,認為教友及司鐸不用讀書。認為教友不用讀書,所持理由是讀中國書無用,不能掙飯吃,不如讀外國書還能在「洋鐵路郵局,充一走卒,作一通事,則可用數十番也。」至於傳教之司鐸,也反對其讀書,理由是「吾主耶穌所選宗徒,皆為愚魯之夫,曷嘗注意文學。此後歷代大聖,……皆以熱心事主救人為事,亦未見無學問不能升天國也。」英斂之對此似是而非的論調反駁說:「……聖教列品者,固不專在學問,然何以多瑪斯、奧斯定,又有博學聖師之諡乎?」

     他對不重學問,特別是中國學問的作法,有非常直接的批評: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何以接人,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自屏於優秀人群而已,此等是非最易瞭解,尚何足辯。惟我中國奉教人,獨受其毒,處於不中不西夾縫中,故成此非驢非馬之種類。一言及中國學問,則鄙薄之情,竟成第二之天性。再問其西國學問,則答以中國無此語言,足以譯之。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公等亦知明季畢方濟、徐光啟二公,竟譯有靈言蠡勺一書乎?是書所論超性諸語,豈非世人視為微妙玄通者乎?

     中國教會病徵之二是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他問道:豈不聞教宗訓示傳教者之言乎?爾輩到一國,勿將意國偕去,勿將法國偕去,勿將英德等國偕去,惟應將聖教會偕去。然吾所目見耳聞者,則法教士惟歌功頌德於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頌德於意德,甚至著書立說,惟恐人之不己從,必欲我國教民,作為彼國征服附屬之民,無不忠敬愛戴而後始快於心。更聞有荒謬者流,斥我國教民不愛彼國者,謂為相反聖教會,為謂不聽長上命。鳴呼!傳教之士,本為愛主愛人,如犧牲一切,而舍身救人。凡稍具彝良者,誰不感佩入骨。乃今以少數偏私不化之流,演出形跡,使其人竟如虎倀,使其教竟同罪藪。

     病徵之一與二,看似各有範圍,但實際兩者相關。因為不注重學問的來源,是當地教會長上「量狹智昧」,而這位長上之所以量狹智昧,英斂之認為來自於種族偏見,修會競爭,「己之不能者,不肯讓於能,己之不足者,不肯認為缺。而對於屬下,則更施以愚民之術,樂其圓熟軟媚,而惟吾命之是從。」

     〈覆友人駁勸學罪言〉首先是告訴這位友人,北京和上海情況不同;又言除了這位友人的反面意見外,贊成者亦復不少。然後英斂之補充了在北京、天津等地各種怪現象,例如重複領洗。原因是領洗前背誦要理問答有錢可領,故在鄉村常有領洗四五次之新教友。又例如天津,「某會士久欲組織一美好學堂於彼,敝上峯以為我之權力所在,以我可自辦學堂為詞,嚴行拒絕。彼雖千方百計,終不得達,而自己終亦不辦。」

     英斂之指出一切問題的來源,「緣居上峯中,既非本國人,胸中每橫亙一中國野蠻之見,既屬野蠻,安有文學之可言。……我北方向來對於報館學堂,視如仇敵,百般阻遏,百般詆毀,堂中既無正當學堂,而教友有出外就學者,幾以背叛視之。」「緣其平日痛惡憎恨學堂之情,如入骨髓,眾人為積威所懾,是以不敢觸其怒也。」英斂之所指的這位教會上峯是林茂德(Stanislas François Jarlin)主教,他是當時北京代牧區的主教,而北京代牧區是遣使會的傳教區。一位中國教友雖未指名道姓,但所有教會中人都看得出來,這是直接對林主教的批評。這位中國教友的主要訴求,就是要主教允許天主教辦學。英斂之藉問友人的方式問主教:「夫此等學堂成立,於聖教會全體上,名譽上,有何妨礙?請君有以語我來。」

     這一本小冊子不久之後就成了教會禁書,但實際上流傳甚廣,當時許多人都看過這本書,我們以後也「知道」這本書。這本書也流往教廷,透過翻譯,是日後教廷建立對中國政策的重要參考。本人在文末必須強調一點,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攻擊遣使會,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是很有貢獻的;他們在南北方不同的傳教區,對設立學校一事做法不同;他們來到台灣後,也設立了學校。但另一方面,英斂之描述的也是事實,〈勸學罪言〉描述的是民初天主教的不正常現象,而這些現象改革的時間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