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

◆陳方中

     英斂之主持的「大公報」是華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報,馬相伯則在上海辦新式學校,以當時的標準看,他們都是「新知識分子」。所謂的新知識分子,是引進西方知識的人物,設立學校是引進西方知識最有效的辦法。從這種新知識分子的普遍概念出發,他們不能了解為何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不願意辦學。

     當時在華的各傳教團體中,耶穌會是有辦學意願的,但他們強調以耶穌會的傳統來辦學。其他的傳教團體,包括遣使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方濟各會、道明會、聖母聖心會、聖言會、米蘭外方傳教會等,在各種理由下,都沒有辦學意願。有的是因修會宗旨,或團體理念,本來就不以辦學優先的;有的是基於其傳教經驗,認為辦學不具備急迫性及必要性,還可舉出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反宗教運動作為證明,因為許多有名的反宗教者,都畢業於耶穌會辦的學校。有些認為只要辦要理學校即可,不必辦一般世俗性的學校,因為與傳教無關;最極端者,甚至認為世俗教育有害宗教。

     這些外籍傳教士的說詞,是否具有說服力,是有疑義的,再加上十九世紀以來,歐洲方面有教會學校復興的事實。從教會新知識分子的角度看來,似乎其中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在傳教區不願辦學,但在歐洲母國則不同,意即中國教徒不需要教育。在華基督教則是一個比較的基準點,那時基督教已有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協和大學等,而天主教只有一個震旦公學,能否稱為大學亦未可知。英斂之與馬相伯二人屬意在北京辦大學,耶穌會亦有意願,但遣使會另有修會間競爭的考量,因為耶穌會一直期待能回到北京代牧區,而大學似乎正是他們將勢力伸入北京的機會,因此基於防備耶穌會的心理,按照雷鳴遠神父的說法,「把他們打發到日本去辦學」。

     英斂之、馬相伯兩人沒有教派意識,不能接受同屬天主教,但劃分勢力範圍的作法。在與北京主教溝通不得其果後,1912年決定直接上書教宗,請求在中國設立大學。文章一開始說明民國肇建,人民信仰自由,正是天主教傳播之時,而藉學問傳教,為明末以來之傳統。但現在之情況與明末清初截然不同,雖然歐美各國基督教人已在華紛設大學,「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論,……只有一法文小學,學費之鉅,只可招教外求學而已,學成之後,只可依法國人謀生而已。」

     不設一適合中國人念的學校,皆因各傳教團體無心於此,「蓋來華傳教士善用學問誘掖者有幾?只觀在會與不在會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羅馬攻書者有幾?則其培養教友之存心,不願追步利(瑪竇)、南(懷仁)等可想。……無怪明末清初,人才輩出,今也何如?教中所養成者,椎魯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時務,援筆作數行通順語者,幾寥落如晨星。」這些話說得悲憤,是清末民初教中少數知識分子對外國傳教士的抗議。

     為了避免耶穌會數年前嘗試辦學,結果被「打發到日本去」的情形再次發生,英斂之和馬相伯為教廷設想,「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國,不限在會,似更相宜。倘拘定一國,則政治家視為國教,而啟猜疑。倘限定在會,則不但會與會,此疆彼域,猜忌爭權,且因人性喜同惡異,往往視不在會者,如征服之國民,不巷議則腹誹,防禦之唯恐不嚴不密。」

     英斂之和馬相伯也想過,這個大學一方面必須紮根於中國文化之中,但另一方面亦必須求知於西方文化。故在文章最後請求教宗,「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於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

     民國二年,英斂之在他隱居的香山「靜宜園」中,為天主教教中青年開設國學專修班,「各省青年慕名而來者,先後凡二三十人。」這個私人學校稱為「輔仁社」。〈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給了教廷不小震撼,開始重視中國教會的教育問題,這一篇上書是日後北平輔仁大學創立的重要基礎,而輔仁二字當然就來自於輔仁社。

     那時的傳教士忽視了教育的重要,但不久之後他們也改變了想法。在1920年代以後,許多修會及傳教團體,開始興辦中小學;台灣的教會學校,更是再平常不過,只是現在教會學校受世俗價值影響,許多變得不像教會學校。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需要另外為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