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英斂之與馬相伯

◆陳方中

     雷鳴遠神父1906年到天津後,不久就碰到了一位天津的名教友,就是當時天津大公報的社長英斂之先生。

    英斂之1867年生,滿州正紅旗旗人。據方豪神父編寫的〈英斂之年譜〉,他在1888年信奉了天主教。另從1921~31年編寫的《拳時北京教友致命》一書,提到了英斂之的母親亦是教友,很有可能他們家都是教友。馬相伯在為《萬松野人言善錄》寫序時,則提到了英斂之追求信仰的歷程,說英斂之「徧求之於三教,弗慊也;於耶穌新教,亦終未慊。弱冠後,始得耶穌舊教之書,讀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問,而思,而辨,而慊,而信。」英斂之看的這些耶穌舊教之書,影響他最大的是湯若望的《主制群徵》和龐迪我的《七克》,作者都是明末清初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似乎在英斂之心中,他不喜歡他同時代外國傳教士的傳教方式。

    在1900年以前的英斂之名氣不大,曾在北京南堂工作,亦曾做過家庭教師。由他主持言論、維持經營的天津大公報,在1901年開張後,由於言論新穎而公正,很快就成了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報。了解中國傳播史的人都知道,天津大公報是最有聲望的報紙,它在中國的地位就像英國的泰晤士報或美國的紐約時報,這位社長自然就是輿論界的言論領袖。

    馬相伯更是中國近代天主教史上的傳奇人物。1840年生,江蘇丹徒人,出身於老教友家庭。耶穌會士在1842年重回江南,馬相伯是徐滙公學第二屆的學生,因學業成績良好,又出生老教友家庭,被接納入耶穌會。1869年晉升為司鐸,但1877年離開了耶穌會,他離開的原因主要是與外國長上間的嫌隙。他原任徐滙公學校長,但在1875年被調離,改到徐家滙天文台觀測天文,他認為天文台設備不佳,轉而譯著數學書籍。以後他又從上海被調往南京,這似乎是一種懲戒,原因是他此前往徐州傳教時,曾向兄長馬建勳請求二千兩百銀救濟災民,被長上認為違反安貧誓約。在一種不滿和感覺不被重用的情緒中,馬相伯選擇離開耶穌會。

    馬家三兄弟馬建勳、馬相伯(原名建常)、馬建忠都是李鴻章幕友,這並不奇怪,因為當時通拉丁文、法文,能與外國人交接談話的中國人並不多。在馬相伯的回憶中,他經常津津樂道於在1882年至1883年間,在朝鮮參與外交工作。馬相伯在1878~1881年間亦曾結婚,生有二子一女,其妻姓名不詳,1893年與長子死於海難。次子名君遠,女兒名宗文。馬相伯在其妻死後,就有重返教會的念頭,1895年馬相伯母親沈氏病重,馬相伯返家侍疾,母親拒絕見面,稱:「吾兒神父也,今汝已非神父,非吾兒。」沈氏不久去世,受此刺激,馬相伯下定決心重回修道生活。遂將一子一女送育幼院,自己赴佘山避靜一年,然後獲得教會赦免,從此隱居於上海徐家滙,耶穌會門牆之外。

    1900年馬相伯將他所有財產,包括「松青兩邑田三千畝、現洋四萬元、英法租界地八處」捐給耶穌會管轄的江南宗座代牧區,這可看出他重回教會的決心。他大概在1901年認識了英斂之,兩人年歲有段差距,但互相尊重,無話不談,不久即結為忘年之交。1903年2月,馬相伯成立了震旦公學,是以後震旦學院的前身。因學生不滿耶穌會欲改變震旦公學的學生自治制,集體離校,馬相伯亦支持學生,乃另成立復旦公學,時在1905年。復旦大學即由復旦公學發展而來。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英斂之和馬相伯都有極高的社會聲望,這聲望來自於他們的知識和人品。在清末民初的天主教會中,這樣類型的教友不是很多。他們在知識圈中,也都是立憲運動的支持者,所謂立憲運動,即主張君主立憲,是當時多數新知識分子的選擇。

    一般人認識這兩位天主教名人,都將重點放在其社會經歷,但我們要以信仰為內在的根源來了解他們。這一滿一漢兩位名人,他們行動的動力及判斷標準,都來自信仰,他們都有很高的理想性,因為他們都把現實的世界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是因效法基督,準備為社會人群服務和犠牲;所以是滿是漢,並不影響他們對真理的追求。馬相伯更是浪子回頭的典型。他們和雷鳴遠一樣,都是推動二十世紀天主教改革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