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脈絡中的剛恆毅樞機

陳方中

一、前言

閱讀這篇文章的人應該大致瞭解剛恆毅樞機主教的生平及偉大事業,即使不瞭解,大概也可以從其他文章了解。另外我不能算是一位剛恆毅的研究者,我所能掌握的資料,絕大多數也就是剛恆毅的回憶錄而已,因此我不打算也沒有能力用一種考據的方式,說出大家所不認識的剛恆毅,所以這篇文章大概不會使人驚喜。不過在一種粗淺的研究近代中國天主教史的輪廓中,我準備把剛恆毅放在中國天主教架構中的一個位置,這篇文章首先就是在描述這個架構,並說明剛恆毅所處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通常大家所描述的剛恆毅,多半集中在他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時期,特別是六位中國籍主教由教宗祝聖,召開全中國教務會議,設立輔仁大學等。回到歐洲的剛恆毅似乎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他仍有貢獻,但只是擔任傳信部秘書長,是教廷傳教工作的幕僚而已。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從天主的眼光看,只要是為天主服務,價值都一樣;即使是從人的角度看,剛恆毅只是有意的隱藏自己,實際上仍做了不少大事。這篇文章的第二個部份,是探討在此架構下剛恆毅回歐的原因。第三個部份則以剛恆毅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為例,說明他對中國教會的重大貢獻。

二、中國天主教架構

(一)歷史發展的過程

1583年利瑪竇進入中國,代表的是葡萄牙保教權之下的耶穌會士,來中國傳福音。這種關係一直到1773年耶穌會被撤廢為止,都是中國天主教史中的重要結構。西班牙道明會和方濟會在1633年到福建傳教,代表的是西班牙保教權和葡萄牙保教權在中國的對抗。教廷受夠了保教權,先在1622年成立了傳信部,準備自己主導傳教工作,但傳信部直到1659年才任命了一批法國神父為宗座代牧,來東亞傳教,縮小葡萄牙保教權管轄的南京教區及北京教區,然後在中國各省設立宗座代牧區。以後傳信部又直接派遣義大利籍的方濟會士、遣使會士以及聖家書院的傳教士。法國國王也在1682年派遣耶穌會士來華,形成了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複雜結構。

在這種結構中法國耶穌會士與葡萄牙耶穌會士不是同心合意的,因為法國耶穌會士不向葡萄牙國王效忠。耶穌會士、道明會士是不贊同宗座代牧制度的,因為他們在服從的對象上會產生混淆。耶穌會士也經常會和道明會士發生衝突,一方面是因為傳教方法上的爭議,另一方面是西葡保教權的對立。說來複雜,其實可以分成三個元素:修會、國家、教廷。修會有自己的立場,國家考慮自己的利益,教廷在這資訊不夠發達的時代,弄不清中國真正的狀況。

清朝的第三個皇帝雍正即位後(1723年),中國進入禁教時期。已經因為禮儀之爭元氣大傷的天主教,又受禁教影響,進入非常蕭條的時期。原先為傳信部服務的法國神父組成了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佔據了龐大的傳教空間後,傳教團體的優先超過了教廷傳教士的身份。義大利方濟會情況類似,他們修會傳教士的身份也取代了傳信部傳教士。1773年耶穌會被撤廢,取代他們的是法葡兩國的遣使會士。西班牙玫瑰省道明會士對福建不放棄的經營,獲得了教廷的肯定。發展至此大勢逐漸底定,每個傳教團體都有其地盤,教廷任命這些修會的會士擔任其傳教區的宗座代牧。當然葡萄牙保教權仍在做微弱的抵抗,但這個抵抗到1856年完全告終,教廷將全中國都改為宗座代牧區,取消了南京教區及北京教區。也有修會不願由會士擔任主教,重回中國的新耶穌會就是如此,但他們很快就因會長與代牧主教職權的衝突,選擇接受這種制度。

十九世紀後期新入中國傳教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米蘭外方傳教會、德國的聖言會也都按此模式傳教。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米蘭外方傳教會在河南、聖言會在山東南部。趨於簡單的情勢仍可分為三個元素:修會、國家、教廷。修會仍有自己的看法,國家仍顧自己的利益,但現在十九世紀後半,教會與歐陸國家的衝突趨緩,在一地區傳教的傳教團體又皆為同一國籍,十九世紀又是民族主義昂揚的時期,這些外籍傳教士除了傳教的熱誠外,擁有愛國心,有機會時為其祖國服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前面提到的是外國傳教士,那本地的神職人員呢?在中國,本地神職人員出現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十八世紀開始逐漸增加,他們中只有第一位中國神父羅文藻,曾被任命為主教。但那只是一個特別的孤例,在一個以外國傳教士為主的教會中,基本上本地神職只是助手而已。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在歐洲傳教士種族優越感的心理影響下,那些要爭取平等待遇的中國神職,可能在修士階段就被踢出了修會大門,通常理由是不夠謙遜,不夠服從。所以中國神職們不是下一階段的主角,必須要有人從外面去打破這一根深蒂固的結構。

(二)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

1. 雷鳴遠(Vincent Lebbe):他是遣使會的傳教士,1901年來到中國傳教,他以比利時國籍的背景,加上十九世紀後期教會新思想的影響,開始對傳教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天主教徒不能愛自己的國家?十九世紀以後,遣使會士絕大多數來自法國,法國和中國政府簽訂條約保護傳教,因此在遇到傳教糾紛時,傳教士習慣法國外交人員的協助。法國強而中國弱,久而久之,中國政府遂將天主教徒,乃至於所有基督徒視為化外之民。每個地方的教堂代表了外國勢力,象徵物就是在教堂上飄揚的法國國旗。法國如此,德國也起而效尤,義大利、比利時也都一樣。天主教如此,基督新教的英美國旗也在其教堂上方飄揚,試想:這是一個多不協調的畫面。所以雷鳴遠從反省歐洲傳教士過度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提倡中國的教友愛國。

2. 馬相伯與英斂之:馬相伯(1840~1939),曾經是一名耶穌會士,後離開教會。在離開教會期間,成為一名間接參與外交的人員。他在1898年回到教會,將財產捐給耶穌會,興辦了震旦學院。然後又辦了復旦學院(現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前身)。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對於法國傳教士的種族意識是深有體會的。

英斂之(1867~1926),滿州正紅旗旗人,英是他的漢姓。雖然身為皇族後裔,但他的前半生只是一個落魄貴族。在一些企業家的支持下,他於1901年在天津設立了「大公報」,這是一份在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報紙。擔任社長,負責撰寫社論的英斂之,也就漸漸成為知識分子的領袖。

馬相伯和英斂之都是教友,是當時教友群中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社會上的聲望使他們有說話的分量,而且也較不受教會體制的約束。他們都贊成雷鳴遠教友愛國的想法;此外,他們關心教友的文化素質,教會培養國籍神職人員的品質。他們不能接受遣使會不重視教育的態度,認為應該要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

雷鳴遠、馬相伯和英斂之共同構成了一種相連結的思想:教友愛國;提升教友品質;提升中國籍神職人員品質;建立中國天主教大學;建立一個正常的中國教會,最需要的就是中國籍主教。

3. 發展與挫折

雷鳴遠在以後的回憶中,稱1905年到1916年這一段時間為「天津運動」。他與英斂之當時都在天津,以「大公報」報館為基地,他們積極參與社會,也歷經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1912年馬相伯和英斂之聯合向教宗上書,請求在中國華北地區,最好是在北京設立大學。教宗一時沒有回應,英斂之在他住的地方─香山靜宜園,設立一所專為天主教青年辦的學校,稱為「輔仁社」。1915年,雷鳴遠用他回歐募得的經費,在天津開辦了「益世報」,很快也有了很好的銷路。另一方面,他們與歐洲傳教士在教友愛國立場上的差別,以及與此相關,中國教友不願屬於次等階段的想法,都一再的引發歐洲傳教士的不滿。

雙方正式的衝突是「老西開事件」,在天津的老西開,法國政府在1915年開始嘗試將法國租界擴展到此,雷鳴遠創辦的益世報創刊未久,即曾公開抨擊此事。1916年法租界當局展開佔領行動,雷鳴遠站在中國百姓這邊,帶頭抗議。雷鳴遠先是被天津主教送出天津代牧區,1917年3月,雷鳴遠被遣使會調到浙江省嘉興。中國幅圓廣大,方言眾多,嘉興方言是雷鳴遠完全聽不懂的,如何傳教?雷鳴遠在符合教會法的原則下並不屈服,將中國天主教的情形向羅馬上訴。

在飽受歐洲傳教士攻擊的情況下,英斂之爆發了。他在1917年寫了一篇轟動教會的〈勸學罪言〉,連同〈覆友人駁勸學罪言書〉,出版發行。內容主要就是針對外國傳教士不尊重中國文化,不好好教育中國神職,大加批評。在外國傳教士當道的情形下,這本不到一萬字的小冊子,很快就成了教會禁書。但羅馬方面也已收到了這本小冊的複本。

自1860年中法簽訂北京條約後,法國就藉口條約,聲稱在中國擁有保護傳教的權力。教廷在法國保教權的干擾下,不能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在第一次大戰後期,法德正進行殊死戰的時候,教廷在其機關報《羅馬觀察報》上公佈了即將和中國建交的消息。即使已到公佈消息的階段,法國當時與教廷也無邦交,法德戰爭情勢如此嚴峻,法國仍斷然的、公開的反對教廷與中國建交。在國際壓力下,中國暫停了與教廷換使的計劃。

(三)剛恆毅的位置

前述就是剛恆毅來到中國前的背景。看似複雜,其實也可分成幾個部份:外籍傳教士、外籍傳教士所屬的政府、中國教友、教廷,以及在各種因素影響下的中國教會。不能說外籍傳教士心中沒有天主,他們仍是傳福音的人,但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這個充滿民族主義熱情的年代,不少外籍傳教士和其祖國之間有太過密切的關係。中國教會部份先知先覺者,也同樣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中國教友應認同自己的國家,接受自己的文化,主導自己的教會。教廷接收到中國教會的訊息,多次派遣調查人員清查中國教會實況,而且再一次嚐到法國政府的厲害。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教宗本篤十五世就發表了〈夫至大通諭〉;此通諭中雖未明言,但主要就是針對中國教會現況,要傳教士好好反省,是否把其祖國放在天國之前?是否忽略了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的重要性?是否視其傳教區為地盤,緊抓著不放?是否傳教士不重視本地文化,不深入學習當地語言?

這樣就應該很容易了解,為什麼教廷會挑選一位沒有外交經歷的人,為什麼要用教宗代表的身份。剛恆毅是沒有什麼可被法國挑剔的對象,即使如此,顧慮可能最壞的情況,剛恆毅的行動必須保持秘密和低調。以〈夫至大通諭〉為基礎,剛恆毅的使命很清楚:召開全中國的教務會議,是宣示教廷直接主導中國教會,反過來說就是和法國保教權宣戰。設法任命中國主教,是建立健全中國教會的關鍵步驟,反過來說也是糾正中國教會長期不正常的現象。在北京設立一所天主教大學,是代表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也代表可以在中國文化中建立基督信仰。如果這些外籍傳教士仍然消極抵抗,不願改變他們培育本地神職的方法及態度,要求各代牧區主教遣派優秀修生至羅馬的傳信大學攻讀,也就成了適當的方法。

在這個結構中,必須清楚了解,剛恆毅是教廷的代表,是教廷政策的執行者。不是他個人同情中國教會的處境,而是教廷要藉著他改變中國教會的處境。所以他不是外國傳教士的敵人,他是要改變某些外國傳教士,習以為常和其母國政府過於接近的態度。他是中國教會的朋友,但如果某些國籍神父或教友,將其世間之祖國,視之超過天國,他也不會贊成。教宗的通諭為外國人適用,為中國人也適用。

所以剛恆毅在「愛國」這一點上的立場如何?應該這麼說,他認為任何人都有愛國的權利��但這畢竟是屬於世界的範圍,一個基督徒的終極目標是尋求天國。外國傳教士不准中國神職及教友愛其祖國是錯的,但中國神職或教友,特別是神���人員,也應謹記他的第一優先是天國。因此他對他的主徒會士說:「假若有一個主徒會士,把自己修會的利益,或把那些屬於其本國的利益,放在教會的至高利益之上的,他就出賣了自己的聖召。」適用於主徒會的,當然也適用於整個中國教會。

原則雖然清楚,但在實際運用上,有很多地方仍需剛恆毅自行判斷。首先在藝術方面,這是剛恆毅的強項,他很清楚在建築式樣及繪畫等,採用中國元素是理所當然的,這一點,歐洲傳教士沒有什麼意見,畢竟基督信仰來自西亞,而我們所習見的藝術品都是歐洲化的,因此創造一些中國式聖像及教堂,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歐洲傳教士,特別是法國傳教士,則可以在剛恆毅具有政治意涵的行動中,找到可批評之處。他們的批評主要就是:剛恆毅不中立,偏離了他應有的位置。

三、對剛恆毅的攻擊及其離華

首先,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剛恆毅,他的身份就足以成為支持法國保教權部份外籍傳教士反對的理由。其後,他抵華後一步步剝除法國在華保教權的作�����當然更會引起這部份外籍傳教士的反感;法國政府對���自然也���抱�����感,於是各種抨擊、抵制或對抗的作為遂因應而生。

這些對抗的作為開始時只是耳語,但隨著剛恆毅日益增加的行動,在籌備輔仁大學的時候,北京的助理主教富成功尋求法國政府的支持,邀請法籍道明會士,在北京籌備一所屬於法國政府管理的學校,這是一個和北京公教大學對抗的行動。這所「道明學校」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開學,但不久後就在盛行的學潮中,被學生們嗅出了帝國主義的味道,被迫關門大吉。輔仁大學當時亦受波及,被稱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但靠著教宗的八一通電,輔大的學生澄清了外界的抨擊,也肯定了自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剛恆毅微服拜訪南京國民政府的舉動,按照剛恆毅的評斷,引發了法國駐華使館、法文報紙以及部分法籍傳教士的不安。二月六日法文的《上海日報》用諷刺的語調說剛恆毅「對越不值得信任之人而越去信任他們」,說剛恆毅的行動錯誤百出,而「這正是義大利人所有的技巧與天真。」而若這樣的政策繼續下去,「最近這幾年的事件已經清楚顯示,他們(按:指傳教士)幕後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按:指保教權),傳教事業已變成了什麼樣子。」

二月二十六日法國公使德馬爾德耳(de Martel)訪問寧波代牧區,寧波主教戴安德(Andrew Defebvre)在致詞時說,由於公使的來臨,「又一次證明祖國關心我們的利益,因為在中國,法國有許多天主教的事業,不斷而慷慨地給予我們協助與福利,也對我們保證為人與財產,提供為傳教工作不可或缺的安定。」法國公使的答詞說戴安德代表了法國傳教士的典範,「您知道如何把傳教士和愛國者結合在一起,因為曾對天主教傳教事業有過卓越貢獻的保教權,最近成為爭執的對象。」「是的,保教權仍安然無恙,我鄭重地向你們保證,當我擔任法蘭西共和國駐華的代表一天,我將盡全力維護這保教權所有的效力,……」剛恆毅將此視為法國公使對他的示威。

一九三○年三月,對剛恆毅最嚴重的攻擊,由法文的《北京日報》(Journal de Pékin)發動,從三月二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不斷發出各種批評剛恆毅的言論:「宗座駐華代表已經達成了他摧毀傳教事業的目的。」「教廷受一位義大利籍總主教的影響,用盡辦法,要從我們的傳教士手中奪走教區而轉給中國主教。」「他所致力的政策,甚至不是要中國教友去研讀三民主義,在講授要理問答時,不是要加上孫文思想的條文嗎?」「未來中國神職的領袖已經有了(按:指陸徵祥),根據教宗的希望,他已注定將成為天主教的領袖。」「梵蒂岡與其代表所玩的把戲為中國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職的觀念根本就是謬論。」「有關教廷的最近通電,全是出自習於幻想的剛總主教之手。」

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在六月二十九日公佈了一個官方聲明,聲言剛恆毅的行動是受傳信部准許的,教宗的通電出自教宗之手。但剛恆毅卻隱然感受到似乎有一種不利的氣氛。剛恆毅在回憶錄中並未透露那些徵象使他感受到這種氣氛,但可以推測剛恆毅會問:為什麼這個素來被視為與法國使館聯繫密切的《北京日報》,會持續的以駐華宗座代表為目標?在他的背後是否已經有所佈置?然後當剛恆毅向教廷報告時,教廷可能答覆較含糊不清,或是延遲答覆,剛恆毅會再問,這些外籍傳教士報告了什麼?

從《北京日報》透露出的訊息,可以推測外籍傳教士當時對剛恆毅的批評,大概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對中國政府不夠強硬,以致傳教士被搶、被擄甚至被殺的案件層出不窮;其次,在講授三民主義的問題上對國民政府讓步,破壞了教會學校教育內容的獨立自主;最後,剛恆毅協助本地神職搶了傳教士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傳教區。在這些問題上,教廷對他的支持不如以往。而教廷對他支持減少或趨於審慎,可能的原因是教廷國務卿換人,原來最支持剛恆毅的加斯巴力樞機年老退休,由柏徹里(Eugenio Pacelli)樞機繼任。柏徹里是教廷的專業外交官,原擔任教廷駐德大使,在一九三○年接任國務卿時,教廷與義國剛簽訂拉特朗條約,義國境內法西斯勢力日漸增長,歐洲各國普遍受經濟大蕭條影響,因此柏徹里在外交上的優先是歐洲,一個在中國飽受攻擊的宗座代表,是可能破壞教廷與法國關係的原因。或許因為如此,在中國問題的處理上,教廷的反應就顯得較為慎重了。

剛恆毅寫道:「由於不少人反對我,使我不得不要求傳信部長准我返回義大利。」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剛恆毅離開北京,經香港轉回義大利。他當時的心情是:「目前由於很多動機使我不知是否我的任務就此結束?抑將還要回來繼續這工作?」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剛恆毅搭乘的輪船抵達了義大利布林地西(Brindisi)港,隨即接到國務卿電報,要他立即趕到羅馬。剛恆毅認為柏徹里樞機必定有重要的事告訴他。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柏徹里樞機接見了剛恆毅,剛恆毅問及在中國散佈的謠言,「他回答說法國大使並未在聖座前表示我在中國是位不受歡迎的人。他給我打電報要我到他那裡,所要談的事,是有關中國大力消除煙毒的問題。」這個答案間接表示了新任國務卿,如前任加斯巴力樞機一樣,是支持剛恆毅中國政策的,所以不用特別談什麼。接著在同一天,剛恆毅見了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剛恆毅說:「他明確告訴我,在中國應當繼續已敞開的途徑。」然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剛恆毅晉見教宗庇護十一世,「當我敘述某些謠言教廷有意在中國改變傳教方針時,教宗立刻直起胸膛,清晰且斬釘截鐵地對我說:『要知道開倒車不是我的作風。』」

從剛恆毅的回憶中,他似乎從教廷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不過他這趟回來在義大利共待了六個月,當然他要拜訪友人,回家鄉探親等,但他一定也花了不少時間用來解釋和澄清中國的現況和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他這一段在義大利的時間幾乎空白,足以反證其中必定有部份不足外人道之處。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他搭船經過美國,拜訪了那裡的天主教會,在八月十七日返抵北平。

這時剛恆毅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在美國時他開刀割除了左腋下的一個腫瘤。從美國回到北京後,右腿又生了兩個腫瘤,割除後又罹患靜脈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臥病,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仍未好轉,於是向教廷申請返國休養。二月一日,剛恆毅艱難的離開北京,到上海後又臥床不起,二月九日被抬上返歐的郵輪,他當時設想離開或許是暫時的,但實際上剛恆毅結束了駐華宗座代表的工作。

四、剛恆毅與中國禮儀問題

在剛恆毅仍然擔任駐華宗座代表的時期,他已經必須處理棘手的禮儀問題。禮儀問題是17世紀到18世紀百年間在中國傳教士間的重大爭執,主要集中在對「天」、「上帝」等名詞的看法,以及祭祖祀孔是否涉及崇拜偶像的問題。教宗克來蒙11世(Clement XI)在1704年發佈詔書,認定中國禮儀涉及迷信,禁止中國教友行使。以後在1714年及1742年教宗均曾下令禁止。因此18世紀以後的中國教會,對於禮儀是很敏感的,大致上呈現出完全禁止的趨勢,也就是不准許教友參加非天主教的喪禮、祭禮甚至公共禮儀。

國民政府以國民革命為號召,而國民革命的基礎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此一新成立的國家教育體系中,教會學校立即面臨了對國父孫中山的敬禮,以及教授三民主義的問題。某位代牧主教(疑為上海)認為在他的學校裡向國父遺像行禮有迷信之嫌,於是剛恆毅發函教廷,表明他對此事的看法:

國父 孫中山去世後,他的靈柩暫厝於北京香山的白雲寺。國民政府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後,在南京營造了中山陵,為孫中山舉辦國葬大典,並邀請各國公使前來參加。在外交意義上,十八國使節的參加象徵了列強各國不再觀望,真正的將國民政府視為代表中國的政府。教宗代表在使節團之外,但也在國民政府邀請之列,因為教宗首發的八一通電,對各國陸續承認國民政府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國民政府對此是抱持好感的。

這個奉安禮儀是完全社會性的,不致造成宗座代表的不便,因此教廷同意接受邀請,並命剛恆毅以教廷特使的身份參加。不過剛恆毅還是先聲明只參加社會性的儀式,不參加任何宗教性的儀式;此外也聲明其參與並不代表完全贊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些聲明是備而不用,主要是基於剛恆毅宗座代表身份的敏感。

六月一日清晨,奉安大典開始,剛恆毅對整個典禮有極佳的評價,他認為他參加這個奉安大典意義深長,他說:

既然是一個社會禮儀,當各國公使都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時,剛恆毅當機立斷,也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致敬。懂得中國天主教歷史的人都可以想到,這是和禮儀禁令相反的舉動,也是日後廢除祭祖祀孔禁令的預像。

剛恆毅回歐後不久,也碰到了東亞類似環境中的禮儀問題。首先是偽滿政府宣傳以儒家的「王道」治國,因此在學校中必須實施敬孔祭祖的儀式。若東北的教會學校不同意實施此儀式,政府將關閉這些教會學校。關於這個問題,吉林宗座代牧高德惠(August-Ernest Gaspais)主教,被教廷任命為代表,與偽滿當局交涉,經過一段時間的意見交換,得到偽滿官員的明確答覆,稱在學校中實施的敬孔儀式,純粹是表示尊敬之意,不具有宗教性質。《羅馬觀察報》在1935年6月,刊登了教廷批准在滿洲實施社會性敬孔祭祖儀式的消息,解除了東北教會學校的關門危機。

其實在17世紀的禮儀問題中,爭論焦點就是對同樣或類似禮儀,在認知上究竟是宗教性或社會性?剛恆毅在三民主義或國家的奉安大典上,基本上即是確定其社會性,不與基督信仰衝突即可實施。偽滿的祭祖祀孔問題,也是按照同樣的想法處理。

既然在東北可以實施祭祖敬孔的儀式,那在日本的國家禮儀囿懋q禮,以及最根本的關於在全中國祭祖敬孔的儀式,應該如何一體加以看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剛恆毅在此等事上已有了明確的原則。他說:「在這思想和社會組織起了驚人的改革時,如果關於某些行動,本來無關緊要的,有了政府當局一個正式的聲名,宣佈這些行動純然是屬於民間的非宗教的儀式,那麼我們就不當堅持那些都是久成習俗的觀念,以及宗教殘餘的行動。」當時剛恆毅尚未接任傳信部的秘書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剛恆毅接任傳信部秘書長後,即以此種原則處理日本的神社敬禮及私人的喪葬禮儀。「那些經常在由政府主管的神社紀念堂裡舉行的儀式,已由政府當局(如已多次明白的聲言所示),以及一般的知識份子,認為純係愛國的表示,……所以天主教徒可以參加。……必要時,聲明自己的用意,以免曲解了他們的行動」「……也可以准許信徒們,在參加喪葬、結婚,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社會生活裡,……參加所有那些儀式,雖然它們起源於迷信,可是由於人地方面的種種情形,以及現在一般人的看法,不復含有迷信的意義,而只表示禮貌與友愛。」

有關中國的禮儀問題,則是上述問題的根本與來源,東北及日本問題的解決,可說為中國禮儀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教廷傳信部發佈命令,將以往禁行中國禮儀的命令,加以廢除,理由是:

以後的教會人士追念中國禮儀的解禁時,都稱1939年這道傳信部部令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雖然剛恆毅沒有明說,但以他當時的位置,此件部令由其主導殆無疑義。關鍵性是對的,但其影響是逐漸而局部的。就逐漸來說,此處舉一小例;杜寶田神父1950年代初在羅馬,見其兄杜寶晉蒙席向一路過馬車所載棺木脫帽致敬,乃以禮儀為由責問其兄。此可見這道1939年的部令,並未影響1950年前的中國教會,實際上也未影響1950年後的中國教會,中國教友們迄今是不奉香祭祖的。

局部的意涵也是如此,所謂中國禮儀的實施只在台灣。1971年于斌樞機主教,開始在社會上及教會內再提倡祭祖。然後台灣地區主教團開始設置教堂中的祖先牌位,在農曆新年的彌撒中,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共同祭祖拜年。許多教友家庭開始設置祖先牌位;在台北復校的輔仁大學,每年四月清明節前,也會舉行祭天敬祖典禮。當然必須說明清楚,這些典禮儀式都是社會性的。

中國政府支持的本地化教會,其實一直都在這種尊重多元的態度中缺席,或許是以後改革的可能方向。

五、結語

在中國教會的脈絡中,在外國傳教士、教廷、中國神職及教友的架構中,剛恆毅是清楚的站在教廷代表的位置上,但是部份外籍傳教士質疑剛恆毅偏袒中國。應該這麼說,剛恆毅沒有偏袒中國,是教廷偏袒中國,沒有領土及國家利益的教廷,比那些受到世俗影響的傳教士,更能了解中國教會的困境,以及必須採取何種方法改革。在教廷結構中對剛恆毅的批評,應該說教廷也是人的組織,由人組成的教會如何都不是完美的。當然剛恆毅也會犯錯,但從我個人主觀的判斷,絕大部份時候,剛恆毅的所言所行,都恰如其份。

如果把剛恆毅放在一連串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的人物名單中,剛恆毅是在那些互相影響的人物中,不可缺乏的角色。從1922年到1958年,這��重要的人物,不論其立場為何,都與剛恆毅有過來往,那些代表中國教會的人物,都對剛恆毅抱持著尊敬的態度。他也一直維持高度,很有技巧的,很有原則的,對中國教會提供協助。

我個人認為,廢除中國禮儀禁令,是他給中國教會最好的禮物。而這禮物在現在及未來,仍可對中國教會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