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曙光初現到旭日東昇

本刊整理

 

名為「道明會士台灣開教一百五十週年傳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暑假前在台北登場。與會的人數或許不如預期,但豐富的史料與精闢的解析,卻能清晰呈現天主的葡萄園在台灣開闢的歷史脈絡。

1859年天主教隨著道明會神父的足跡走入台灣,當時的台灣是甚麼樣的地方?這個地屬遠東的美麗島嶼,這些年代又經歷了多少滄海桑田?長期生活在都會裡的現代人,大概已很難想像。不少的「地方誌」反映出本地的變遷,而一百五十年前在此生根發芽的天主教又何嘗不是歲月的見證呢?

一、島嶼的記憶

如果讓島嶼的記憶回到更久遠之前,由史料記載可知,早在1626年已有西班牙傳教士,在冒險精神和福傳熱忱的雙重激勵下,踏上了這個當年人煙稀少的島嶼。但他們停留的時間僅短短的十六年,當西班牙人被後來居上的荷蘭人逐出台灣後,西班牙傳教士也隨之離去,而這裡的一切又回到了原點。這個短暫的記憶,只是一線微弱的曙光,尚不足以帶來黎明。

 

雖然也有人將1592年道明會高母羨神父(Fr.Juan Cobo,1546-1592)經過台灣的那個時間點,視為天主教在台灣的起點,但高神父在台灣只是擦身而過。1592年,在菲律賓華人福傳成績斐然的高母羨神父從菲律賓前往日本,在返回菲律賓的途中,船經台灣附近時觸礁而上岸,卻不幸在此遇害。所以他在這裡並未留下信仰的記憶,只留下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遺憾。

 

二、不能再閉關自守

1842年清廷簽下了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其中一項約定是開放五口(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及廣州)通商,使長期閉關自守的清廷門戶大開。中國開放口岸後,讓曾經需要為了福傳使命而冒險犯難的西方傳教士,在各地傳教獲得較大的保障,所以中國各地都有他們的足跡:山東有聖言會神父,江蘇、安徽有耶穌會神父,浙江、江西有遣使會神父,湖北有方濟會神父,廣西有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福建則是道明會神父的專責……。

 

離鄉背井的傳教士,帶著宣揚天主是愛的理想,到了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不論大城小鎮甚或窮鄉僻壤,他們願意前往任何地方。但是在不平等條約後進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人一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沉重負擔,「列強」在中國以強凌弱的惡劣印象,很容易被轉嫁到傳教士身上,被貼上外國侵略者的標籤。再加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增加了溝通的困難,讓原來只有單純福傳使命,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傳教士,很難避免被當作是列強藉宗教包裝政治的代罪羔羊。耶穌說過「我的國不在地上」,不論當時或多年後,總有很多人不明白,宗教是靠愛的力量而不是靠武力懾服人。雖然宗教不必依附政治來踐行使命,但常不能擺脫政治的干預也是事實,這是基督的教會自始以來就有的困擾。

三、開墾新的葡萄園

在南京條約後,割地賠款似成為清廷與西方列國交鋒的固定模式,接踵而來一連串的條約,每次都使中國陷入更大的苦難。1858年清廷再嚐敗績,與英法簽定了天津條約,原本在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個口岸,在天津條約中又增加了三處,其中之一就是台灣。簽訂天津條約的隔年,1859年5月,第一批傳教士踏上了台灣,原在廈門傳教的道明會士,因為台灣的開放,加速了福傳的腳步,前進到海峽另一端的台灣。

最先抵達台灣的道明會西班牙神父郭德剛(Rev. Fernando Sainz)與隨行者,首先落腳高雄。在民風未開的海島上,當時他們所面臨的最大阻力就是來自地方的排拒,因為不僅當地居民極度排外,滿清政府的地方官更視這些外國人是侵略者,所以郭德剛神父為尋找棲身處甚至曾遭到拘禁。不論如何,傳教士的韌性與信念使他們很快就克服了困難,逐步安頓下來。1859年12月,他們在高雄市前鎮區,就是今日玫瑰聖母堂的原址,購買土地興建聖堂,而這裡就成為開啟台灣一百五十年天主教福傳歷史的發源地。

 

有了福傳的據點後,福傳工作便可做進一步規劃了。1861年,神父們的福傳範圍延伸到了屏東,在萬巒先有一處草屋做聖堂,但這個教堂被敵視教會的人所焚毀,後來興建的聖堂於1869年落成,就是今日萬金的聖母大殿,成為台灣現存最古老的聖堂。福傳者繼續前行,神父們的足跡也走入了屏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另一方面,他們開始北上,所以不久後,台南、彰化也都有了福傳者的身影。1882年台灣中部第一座聖堂落成於彰化的羅厝。

 

1884年在羅厝的何安慈神父接到北部的邀請,於是從羅厝出發,在步行五天後他抵達了台北縣的蘆洲,在這裡為北部的第一個聖堂開啟了門扉。1887年,台灣北部有了第一座聖堂,就是現在位於台北縣蘆洲的天主堂。至於人口較密集也較繁華的台北市,則是到了1905年才正式開教,由道明會林茂才(Fr. Clemente Fernandez)神父,在今日民生西路台北主教座堂原址興建了一座聖堂,成為台北市第一座最大的聖堂。這時台灣從南到北,都聽見了天主的綸音。

四、春帆樓的嘆息

1895年春寒料峭的四月,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寫下台灣歷史最悲情的一頁,就是馬關條約的簽訂。諸多不合時宜的政策和接連的失誤,重創了東方古國數千年的基業,清廷代表李鴻章背負著戰敗國的重擔,來到本州山口縣的春帆樓,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簽下了中華歷史中最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孤臣無力以回天」的嘆息中,將臺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這紙決定了台灣政治命運的條約,讓美麗的島嶼變調,從此走向悲情世界,猶如坐在巴比倫河畔低泣的以色列子民,在等待救贖。 
日據時代的台灣,雖受日本神道主義及地方迷信的影響,教會也遇到過一些瓶頸,但日本政府在宗教政策上採取較寬鬆的態度,對於民間信仰或外來宗教沒有過多的干預,宗教活動還有屬於自己的空間,西方傳教士沒有受到太多的限令。或許正因為還有自由傳教的氣氛,所以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年,台灣就與廈門教區分割,正式成為監牧區,有了首任監牧---道明會林茂才神父,由他帶領著葡萄園的工人繼續耕耘。1920年林茂才神父被修會派往菲律賓,繼任的道明會楊多默神父接棒,台灣的教務穩定成長。成為監牧區後的台灣,在神職培育工作方面逐步建立起基礎,1936年台灣第一位神職涂敏正晉鐸,所以台灣很早也開始有本地的聖召。

五、日本神父在台灣

 

天主教的信仰生活持續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對台灣的態度有了極大的改變,對宗教的包容也不復存在,天主教開始受到嚴密的監控。屬於軸心國的日本,擔心外國傳教士可能成為敵對的同盟國間諜,因此神職人員的言行和住居都受到了限制,使得福傳工作遭受到全面的衝擊。

雖然傳教沒有被禁止,但有越來越緊縮的趨勢,外籍神父被嚴格控管,國外的經濟管道被切斷,日本政府為籌措戰爭經費又加重稅賦,無力繳納的教會甚至被迫放棄教產。這種動盪與對立的局勢,對於教會發展十分不利。這時的折衷辦法就是由日本神父來台接掌台灣的教務,讓傳教工作不致停頓,因此1941年日本長崎教區的里?淺次郎神父來到台灣,成為台灣第三任監牧,在這段期間,台灣的天主教轉由日本主導,道明會神父退居第二線。直到八年抗戰結束後次年,1946年里?淺次郎神父卸任返日,監牧職交還給本地神職,由第一位台籍司鐸涂敏正神父代理監牧。1948年道明會陳若瑟神父由羅馬教廷正式委任為台灣監牧。

六、九十年後的鉅變

 

1949年,在天主教來台九十年後,對岸的大陸政局丕變,駐守中國各地的外籍神父在反宗教的勢力下,面臨被驅離或被拘禁的命運。而大陸本地的神職,不論屬教區或屬修會,他們面臨動盪的時局,一方面顧慮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也考量保存教會實力,不能不有所應變,紛紛避走他處。母院設在宣化的主徒會,在察覺了時局的變化後,也決定南行。

 

分散在各地福傳的幾位主徒會士集中到了上海,但很快地就發現那裡也非久留之地,因此決定轉往台灣。1949年一月,客居南京教區擔任聖母聖心修女會神師的郭若石神父,最先抵達高雄。四月,楊紹南神父等九位會士抵達台北,在他們踏上台灣的土地後,立即投入本地的福傳行列,前往基隆、淡水等地,還有幾位會士更遠赴花蓮開教,深入被稱為後山的花蓮地區。

七、從變局中迎接新局

也就是在1949這一年,教廷因為台灣天主教的成長及教會所面臨的時局變化,將台灣劃分為南北兩個監牧區:道明會陳若瑟神父為高雄監牧,主徒會郭若石神父為台北監牧。道明會神父來台後多分散在南台灣地區福傳,在1949年時,台北地區的外籍和本籍神父加起來人數還不到十位,只有幾位道明會會士和來自南台灣的台籍神父在此耕耘,這時全台教友人數也還維持在數千人上下。

以當時在台的神職人數和教會規模來看,面對1949年開始的社會變遷,恐怕很快就會陷入莊稼多而工人少的困境。當時台灣剛光復不久,仍處於戰後復甦期,社會各方面都需要重建,而隨部隊撤退來台的大批人潮不斷湧入,他們來自大陸各省市,是所謂的「外省人」,他們所熟悉的語言除了自己的方言,就是「國語」。而許多從大陸轉進台灣的神父,包括主徒會神父和大陸一些教區的神父,以及原先在大陸福傳的外籍神父,他們和撤退來台的人曾生活在相同的環境,熟悉他們的語言,他們適時的加入,很快地成為本地教會福傳的生力軍。而迎接新局的時刻也自然來到。

當時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總主教,也是主徒會的會祖,對遷台的會士自然寄以厚望,希望他們能發揮信仰的力量,延續華人福傳的神恩,建樹本地教會,不論時局多艱難,他相信自己的會士可委以重任,因此將北台灣交給主徒會會士郭若石神父。當郭神父接受教廷交付的責任時,會祖的期許及主徒會的神恩與使命,想必他也默存心中,但是他並沒有以修會為先,為了北台灣天主教的整體規劃,他開始安排在台灣各修會的服務範圍---瑪利諾會在苗栗、耶穌會神父到新竹、方濟會神父在桃園、靈醫會在羅東、救主會在宜蘭,希望藉各修會的群策群力,使天主教信仰在台灣繼續成長茁壯。而教廷繼劃分北台灣與南台灣為兩個監牧區後,1951年成立台中教區,1952年又分別成立嘉義與花蓮教區,同時台北由監牧區升格為總主教區,郭若石神父晉牧,成為台北教區首任總主教。

八、麵粉、奶粉的效果?

 

1949年後,台灣從南到北的教友人數,由原本的萬餘人成倍數增長。有人認為台灣在這段時期教友人數激增,主要原因之一是教會發放麵粉、奶粉。在匱乏的年代,物質的誘因自然深具吸引力,不過麵粉與奶粉並非信仰的交換條件,發放物資的基本意涵,是教會對匱乏者的照顧,多少世代以來,教會常以具體行動讓人體會到天主的眷顧,可惜這類行動常被扭曲,以為天主教是予取予求的慈善機構,而模糊了信仰的內涵。事實上,初抵台灣的主徒會沒有豐厚的物質,也沒有用物資來吸引人,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單純的信仰認知與福傳熱忱。

 

回溯1949年九月主徒會修士抵台的那段歷程,當時教會也同樣要面對時代的動盪與社會的匱乏。1949年十四位主徒會修士離開宣化母院輾轉到了青島,計畫前往上海時,上海已淪陷,於是倉促地隨其他教區的修士搭貨輪前往廈門。到了廈門後,原以為可以留下,進入福州大修院就讀,但當地主教告知時局不穩,最好儘速離去,並為他們購買船票去香港。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後,不知何去何從的修士一度流落街頭,幸有道明會神父收留,獲得暫時的棲身處,隨後與稍早抵台的主徒會神父取得聯繫,才搭船來到台灣。他們和許多渡海來台的大陸人士一樣,也歷盡旅途的艱辛及茫然。

 

九、在關鍵的年代

 

1949年主徒會部分會士轉往台灣,首先加入堂區福傳,與教區神父及其他修會團體共同灌溉天主的葡萄園,先後駐守在:(一)基隆地區:文安里天主堂、七堵天主堂、聖母升天堂。(二)台北地區:華山天主堂、民生西路堂、同安街南堂、長安天主堂、陽明山耶穌聖體堂。(三)高雄地區:左營萬福堂。

除了堂區工作,著重文化、藝術和教育的主徒會,來台不久即投入文字出版工作,1951年「恆毅月刊」創刊,成為台灣第一本正式對外發行的天主教期刊。而早在1934年在宣化創立的「恆毅中學」,也於1958在台北近郊的新莊復校,成為當時是北部地區第一所天主教男中,今年正好在台走過半世紀。

主徒會會士人數不多,歷史也不算悠久,但在這段動盪的歲月中卻蒙天主特別揀選,擔負台灣天主教的重任,而他們也忠信而堅定的答覆了天主的召喚,在關鍵的年代適時加入葡萄園工人的行列,因應社會的現實,提供實際的服務。這似也映證了天主的話:「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依撒意亞先知書55:8)

十、旅途中的教會

 

天主教在台開教一百五十年了,這個時間已超過一個人的正常壽數,但相較於基督的教會兩千年的歷史,台灣的天主教仍然年輕。就是在本地教會的年輕活力與慈母教會的歷史生命中,天主教在此生長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