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鳴遠的新時代

陳方中

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造成了中國天主教教會極大的破壞。在《拳禍記》一書中記載:「庚子之禍,被害亡者,主教五,教士三十,教民二萬。」更不用提眾多教堂被毀,教友四處避難,流離失所的慘況。但在辛丑條約簽訂後,教會處境卻與此前有極大不同;一般百姓已知道不可隨意騷擾教會,更有一些人看準了教會的特殊地位,興起參加天主教的念頭。此時一個村莊或是一大家族,集體皈依的現象,比起過去更為踴躍,1939年的教友統計數字是311萬,其中240萬是1900年以後增加的教友。

雷鳴遠(Vincent Lebbe,1877~1940)是比利時人,出身於虔誠天主教家庭。小時讀董文學(Jean Gabriel Perboyre)傳記,深受感動;青年時期決定棄俗修道,因對董文學的嚮往,於是加入了遣使會。他是一位時代青年,對新知識、新思想有所嚮往;他也有愈益深刻的信仰經驗,決定到中國傳道後,就不斷嘗試從福音及聖保祿的經驗中尋找答案。

1901年2月,雷鳴遠修士來到中國,屬於遣使會中國河北省,由北京代牧主教管轄。10月晉鐸成為神父,開始在武清縣傳教。武清縣一帶在義和團事件時,教友們在大薄甸、雙樹子兩村結寨自守,和義和團有非常激烈的戰鬥;逃難不及的教友則在路上或家中被殺,死亡眾多,即使在1901年10月,鄉間基本秩序都已回復,但不同信仰的村落及鄉民間,仍然瀰漫著不安和浮躁的氣氛。雷鳴遠在寫回歐洲的信件中,描述了天主教教友心中的痛苦,試想自己的至親、好友多半皆死於大難之中,而且這不是單獨的個案,而是眾人共同的經驗。殺死他們親友的,可能也是他們的親友,或是同村、鄰村的熟人。雷鳴遠這樣寫道:「您可想像到那時,你們做母親的心情嗎?做妻子的及女孩子的心情嗎?設想那些交出這些殘骸的人就是殺人如麻的兇手本人。」

雷鳴遠在武清縣的小韓村勸化了三十家人皈依。他說神父們要求教友不要報復,教友們聽從了;於是外教人紛紛返家,只剩下義和團的頭目們。於是雷鳴遠將頭目的父母叫來,跟他們說:「假如他們不信教,我們再不能信任這些人,我禁止他們進入本村;但是假若全家歸化,我寬恕他們,教友也原諒他們。」一個返家心切的頭目聽到消息,大著膽子回到小韓村,公開出現在教友面前,請求教友們原諒。雷鳴遠用詩般的筆法描述了這個場景:

這如此感人的情景,真使人以為是在夢中。在這寂靜而酷熱的夜晚,滿天星斗而空中一部份被灌木遮住的漆黑;我坐在中國長凳上,曲臂倚在桌子上,桌上點著一支蠟燭,在恍惚的光線中,可以看見這些鄉下人粗糙的面孔,這些青年人英俊而純潔的容貌和幾個未遭殺害的孩子們。離不遠幾步,後面藏著一些女教友聽人談話,她們顫抖地比浮動暗影的燭焰還厲害;在當中俯首至地的,就是那帶給各家喪禮的人,他罪該萬死,但沒有一個動他,也沒有一個人罵他。

就這樣,雷鳴遠在武清縣巡迴傳教的成績很好,一年中有兩千人領洗信教。為這些望教者,他設置要理學校,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傳教方式。要理學校通常在秋收之後開辦,因為在漫長的冬季,通常農村中沒有大事。來參加要理學校者,每日背誦要理問答,學習各種經言,並按時誦念。經過一段時間,也許是六個月,考察道理及德行後,就可決定為他們付洗。這時的雷鳴遠並未表現出太多與其他傳教士的差異,他只是更熱誠有活力而已。

因為傳教成績很好,1905年他被晉升為京南區總鐸,並任涿州本堂。他到涿州後卻發現情況與在武清縣不同;涿州是一個城市,氣氛與武清縣的農村不同,他在涿州所設的要理學校沒有吸引力,同時他感受到城中人對天主教懷有敵意。他思考著:為何真理必須用物質的利益吸引?為何信教者多半是村夫愚婦,缺乏領導社會的士紳?換言之,以往在鄉村主要以數量為考量的傳教方式,似乎是有問題的。而且在他到中國之初,一直有一個疑問不得其解,為什麼在中國教會內,中國人不能和歐洲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雷鳴遠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認為中國教友有兩大缺失,一是缺乏知識,另一缺失是忘記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於是雷鳴遠將教堂中的法國國旗拿下,換上中國的龍旗。同時他也在涿州開辦小型的新式教育學校,不是以前的要理學校。當時北京的林懋德(Stanislas Fran?ois Jarlin)主教並不贊成利用新式教育傳教的想法,他認為宣講福音就夠了。這可說是當時遣使會的概念,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在歐洲,反宗教者往往在天主教學校堭筐了完整教育。

雷鳴遠在涿州的時間不長,1906年9月他又被調往天津,這可是一個更多元化,人口更多的國際通商港口。雷鳴遠在天津轟轟烈烈的事蹟,是以後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