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受的委屈

傅佩榮

很少有人不覺得自己受到委屈。我且就中國古代的哲學家來說。孔子公開宣稱:「莫我知也夫!」他有三千弟子,精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周遊列國時再怎麼落魄,也有學生一路相伴,但是他依然感嘆「沒有人了解我啊!」原來孔子作為一位哲學家,真正在乎的是別人了解他的思想,進而讓他得君行道,造福天下百姓。

現在,孔子的委屈似乎稍微緩和了一些。這次北京奧運的開幕式上,我們聽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禮之用,和為貴」等大聲朗誦出來,讓全世界都聽得到的名言佳句,都是出自《論語》的材料。看來中國是下定決心,並且向世人宣告,要回「孔子之道」,走上傳統文化的光明坦途了。

孔子有過委屈,老子亦復如此。他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這「天下莫能知」五個字,不是深沈的遺憾嗎?如果有人自認為了解了也無法說清楚。如果勉強去說,就極可能是「不知」之輩。由此看來,老子的委屈並不是別人造成的,而是他的智慧深不可測的緣故。

哲學家受委屈,必須有三個條件:一,他有德行、智慧與能力;二,他有意願要為人服務;三,別人不了解他也不給他機會。依此看來,顏淵不能說是委屈,因為他「不幸短命死矣!」這是「死生有命」的限制,不是別人在為難他。那麼,莊子呢?他一眼看穿時代危機與人群盲目,於是認定不可為而化解了用世的「意願」。他「以天下為渾濁,不可與莊語。」在此,這句話中的「莊」字不是指莊子本人,而是指「嚴肅認真的」話。他在書中大量使用寓言,並且虛擬古人的言行,大概正是顧慮及此。

在古代哲學家中,孟子無疑是深受委屈的。他本身具備知識份子的優越條件,改善天下的意願幾乎無人不知,但是結果呢?「外人皆以夫子好辯」,這句話確實讓他傷感不已。我們就由這一點談起。

首先,孟子的學問、道德與能力都是第一流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也以「道既通」三個字來肯定他。他自己充滿信心,在敘述自己如何培養浩然之氣,又如何做到「知言」之後,直接點明:「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他在眼見當時天下思潮偏向楊朱與墨翟,於是起而大加批判,認為知識份子的天職在此,然後再一次說:「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像他這樣的學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以及為何要這麼做,結果居然被外面的人說成「好辯」,想藉此忽略他的抱負與理想。這不是莫大的委屈嗎?

其次,孟子在晉見梁惠王與齊宣王時,總是倡言「仁政」,因而被人評為迂闊無用。當時的國際形勢如何呢?司馬遷說:「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但是,孟子真的只是空談「仁政」嗎?他說:「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就是要妥善劃分田界,讓百姓可以努力耕作,並且衣食無缺。他還仔細規畫一個八口之家要如何畜養家禽家畜,種桑養蠶,捕魚砍柴等等,目的是要讓百姓「養生送死無憾」,而這就是「王道之始」。他當然重視教育,認為百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推行這樣的仁政,不能只靠一個「善」字,亦即不是光靠有些人做好事就夠了。孟子說得十分清楚:「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行加上法律,才是穩妥的仁政之道。試問:這怎能說是空言理想?

然後,孟子最大的委屈還另有所在,那就是他的「性善說」被人誤解了。「性善」一詞在《孟子》書中出現兩次。第一次只是簡短的概括之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第二次則是學生公都子綜合別人對人性的看法,然後請教孟子所謂的「性善」是什麼意思。

孟子在回答時,提及「為善」與「為不善」二詞,清楚表示人的善是要去「做」的,人的不善也是如此。因此,善與不善都是對「行為」的判斷。他肯定人的「心」有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四端有如人有「四體」。接著才說:「把這四端「做」出來,才會形成「仁義禮智」這四種善。他再三使用比喻來描寫這樣的人性,有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獸之走壙」。以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火﹙開始﹚向上燒,水﹙開始﹚向下流,野獸奔向曠野。這三個比喻中,都有「向善論」。何況他在談到人心時,還這麼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我心喜歡理義,這不是向善嗎?但是,歷代以來,大多數學者直接宣稱孟子在說「性本善」,這對孟子不是莫大的委屈嗎?

我九月初在濟南,為山東衛視的「新杏壇」錄製一系列介紹孟子的節目。當我談到孟子所受的委屈時,聽眾都覺得頗有同感。現在提倡儒家,如果只談孔子而忽略孟子,我擔心孟子又將再一次受到委屈,所以草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