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條大路通羅馬

本刊整理

「羅馬假期」這部享譽影壇多年的電影,雖然男女主角皆已不在人世,但至今仍被視為經典之作,讓許多人印象深刻。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知道,影片的劇情純屬虛構,主題無關浪漫的愛情故事,也沒有嚴謹的歷史架構,卻能成功地讓羅馬這個城市深植人心。一個簡單的故事為何有如此的張力,讓戲劇效果發揮到極致?是否這也意味著被譽為藝術之都的羅馬,確為眾人心中的「永恆之城」?

吸引眾人目光的古城

很多人覺得羅馬是旅遊勝地,很多人認為這裡是此生必親臨的朝聖地,還有很多人選擇到這裡讀書,除了音樂、藝術,神學也是讀書的重要選項。為什麼這個城市能獲得眾人的青睞,不僅成為全球十多億天主教徒的精神堡壘,也成為許多人的首選?是因為它散發著濃郁的宗教與藝術氣息嗎?或者還有其他更深的因素呢?

置身在處處是古蹟的時空裡,稍有恍惚就跌進了時光隧道。走進圓形鬥獸場,一幕幕血淚交織的信仰史立即由記憶深處走出,然而,迴蕩在空曠建築物下的沉默控訴,不是要挑起千年的殘酷記憶,而是想喚回堅貞的信仰光輝。在羅馬櫛比鱗次的大教堂裡,隱藏在神聖空間內的,除了建築物的壯觀及宗教藝術的精緻,聖人的精神與氣息彷彿也遺留在磚瓦裡,呼喚人重新回到聖人生活的世代。總之,羅馬街道的歷史感揚起陣陣的虔敬,讓人不經意地就穿梭在「今日」與「昔日」之間。

對講究旅遊品質的人而言,羅馬城雖充滿神聖性,但街頭髒亂的程度與全球許多著名的大都市不相上下。然而,這個滿佈歷史軌跡的城市所承載的教會記憶,千百年來不斷細訴著基督宗教的真實故事,散發出這些故事背後隱含的生命意義,這大概就是羅馬一直保持著某種特殊魅力的主要原因了。在這座既古典又現代的城中,傳統與現代不論是對峙或是交融,總能激盪出一種將過去延伸到現在,又讓現在回到從前的活力,在不知不覺的轉換中讓人發現這座城市的生命力。然而,有什麼因素能讓傳統與現代有如此完美的結合?

遍布羅馬的「公學院」

伯多祿廣場及伯多祿大殿似乎自然地就成為羅馬的中心地標。環繞著這個中心,除了教堂,還有不少公學院(Collegio),其中「聖伯鐸書院」(Collegio San Pietro)可說是最具指標性意義的一座公學院。「聖伯鐸書院」或稱「伯多祿公學」,1947年正式成立於羅馬,迄今已走過一甲子,在這六十多年的歲月中,多少人在世代交替中提升了個人的生命,又繼續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傳承生命的故事。

若從一般概念來了解「書院」或「公學院」,也許會以為這是一所教學授課的學校。其實,「聖伯鐸書院」並不是一般性質的學校,而是神父的「宿舍」,進入這裡的神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教區,他們住在書院,到不同的學校讀書,傳信大學、慈幼大學、額我略大學、天使大學、拉特朗大學、羅馬聖經學院、安瑟莫禮儀學院……都是他們的選擇。

住進「聖伯鐸書院」的神父多來自傳教區,一般年齡不超過三十五歲。從成立迄今,有多位神父在他們人生的黃金階段在這裡度過求學生涯。到本世紀初,曾在「聖伯鐸書院」度過讀書生涯的神父,有近千人來自亞洲地區十八個國家,來自非洲的也超過八百人,他們分別從三十六個國家來此,至於大洋洲、美洲、歐洲也有不少神父曾在此書院內生活。我們不難想像,當來自不同語言、文化、族裔的神父們聚在一起時,書院裡那種小聯合國的景象。簡單估算一下這些年來在此充實自我的華人神父,也不下於數百人,他們在學成後,有的返回教區服務,有的視需要被派遣到其他地區加入華人福傳的行列。

成立「聖伯鐸書院」的構想

1940年初,烏干達一位主教致函羅馬「聖伯鐸善會」(Pontifical Society of St. Peter),希望善會幫助他教區內一位神父去羅馬讀書。當時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總主教身兼「聖伯鐸善會」主席,他認為:「傳教區的代牧們派遣本籍司鐸到羅馬深造,以便來日回國,能有效地協助本籍主教治裡教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給這位非洲主教做了肯定的答覆,同時也研擬計畫,在羅馬成立一座公學院專屬傳教區到羅馬深造的神父使用。「聖伯鐸書院」由此成形。

當時羅馬已有「烏爾班公學院」(Pontificio Collegio Urbano)照顧各傳教區的修生,而許多教區神父前往羅馬深造也需要安身處,「聖伯鐸書院」答覆了這個需要,讓來自各國到羅馬讀書的教區神父有安定的住所,在沒有後顧之憂的環境中安心求學,學成後返回教區服務。剛樞機了解,教育是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工作,忽略教育這一環不僅是文化學術面的損失,也不利於國家的全面發展,福傳工作又何嘗能例外?培育計畫應列入優先考慮,身負教會宣道、聖化、治理之責的神父具備堅實的基礎,才能跨出穩健的步伐帶領團隊前行。

「聖伯鐸書院」開始籌建計畫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治的動盪必然衝擊到經濟面,而且所有問題都要納入考量才能做出周全計畫。因此,籌備工作雖持續進行,但執行過程難免曲折,所以書院正式動工已是1945年12月。1947年1月「聖伯鐸書院」正式獲准成立,1948年6月29日聖伯鐸與聖保祿宗徒慶日,書院舉行開幕禮,整體機制全面啟動,「聖伯鐸書院」開始創造歷史的新局。

1948年負笈羅馬的王臣瑞神父就住在「聖伯鐸書院」,他是第一位住進「聖伯鐸書院」的主徒會會士。當時與他同期住在書院裡有三十三位神父,除了中國,還有來自印度、非洲等地到羅馬進修的神父。後來入住的神父人數不斷增加,書院又分了數期工程陸續擴建,今日「聖伯鐸書院」的最大容量可達一百五十人左右。

在王臣瑞神父的記憶中,身為主徒會會祖也是傳信部秘書長的剛樞機手邊總有做不完的事。而日理萬機的剛樞機對各地教會的關注,從一個來自偏遠地區的小小請求,竟能促成「聖伯鐸書院」這樣一個大計畫,足以說明他身在羅馬但心繫天下的情懷。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是傳信部(今稱「萬民福音部))的使命與責任,公學院的創立也確為延伸教會本地化一個具體而有效的辦法。「聖伯鐸書院」的成立並非出於紙上作業,剛樞機對教會本地化的用心與行動力,早在他擔任教廷駐華代表時,即可見於他建設中國本地教會的努力。

回溯在中國的日子

1922年剛恆毅總主教被派駐中國,對首位銜命出使中國的宗座代表而言,前面沒有可依循的途徑,必須披荊斬棘自闢道路,當時的環境又盤踞著各種勢力,他來到中國,即使沒有來自政治外交方面的阻力,單就適應語言文化風俗的差異來說,就已是很大的挑戰了。不過他沒有受制於生活環境的窒礙,對於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以尊重和欣賞的態度接受,在被中國人文藝術吸引的同時,他循序漸進地推展《夫至大》通諭的理想,所以不少問題能迎刃而解。

《夫至大》通諭是有關教會本地化核心問題的重要文件。其實,「本地化」也不是那個時代才開始注意的問題,早在聖保祿宗徒的牧靈旅程中這個問題的端倪已清晰可見,所以有關保祿與雅典地方人士的對話,常被引做有關「本地化」的經典參考(參宗徒大事錄十七章)。雖然剛恆毅以《夫至大》通諭為依據,但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宣示政策,而是為了建設地方教會。讓普世教會完整呈現於地方教會內,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保留本地教會的地方特色,而不是把義大利、西班牙、法國這些歐洲教會移植到中國。

剛恆毅採取了制度面與實質面同時並進的方法,來落實他對中國教會的關懷。就建立制度來說,讓中國有自己的主教與神父,成立正式的教區,讓代牧或監牧領導的方式轉為由中國人自己領導,是當時最務實的行動,也因此他成為中國教會建立聖統制的重要推手。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不能流於空泛的框架,就實質工作來說,強化修院的培育是支撐制度面極重要的一環,也是建立本地教會的基礎工程。他在中國時,常風塵僕僕地巡視各地修院,就是以行動表達自己對本地神職培育的重視。

1927年成立中國本籍的主徒會,更說明他對中國教會扎根本地的用心。在王臣瑞神父的記憶中,會祖的足跡遍布中國,他在中國時哪裡都去過,提到任何地方,他似乎沒有不知道或沒去過的,這也可見他對中國熟悉的程度。

扎根地方的理想與行動

1924年「上海會議」中做出了在中國建立總修院的決議,當時來到中國不久的剛恆毅,他一步一步完成既定的目標。所以羅馬的「聖伯鐸書院」不是剛恆毅成立的唯一書院,更早成立於香港的「華南總修院」,也是在剛恆毅催生下完成的。

「華南總修院」的性質及形態不同於「聖伯鐸書院」,成立的目的也不同,但成立過程也同樣經過長期努力。籌備期間關於經費分配問題,關於購地建屋的運作問題,剛總主教著力甚多,如果沒有這位首任宗座駐華代表的支持,事情未必如此順利。「華南總修院」對中國教會的重要性,也是眾所矚目的,從這裡培育出的多位主教,在政局紊亂的時代中,他們成為本地教會的重要舵手;後來在中國大陸政局變化劇烈的時期,這所總修院甚至儼然成為「全國」的修院。

究竟需要突破多少困境,才能走向《夫至大》通諭的方向,真正落實教會本地化的理想?尤其在時局動盪的年代,中國地方教會仍在扎根階段,如果缺乏能化理想為行動的人,或決策的執行力不足,很難加速教會成長的腳步。從培養華人司鐸的「華南總修院」,到照顧全球司鐸的「聖伯鐸書院」,不論在亞洲的香港或在歐洲的羅馬,都可發現剛恆毅重視教會整體發展,同時也兼顧本地教會現實面的需要,他如何考量及運用各種資源建設地方教會,對凡事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想必也有啟發的作用。

因為無私,所以有愛

剛恆毅樞機積極策畫「聖伯鐸書院」,在羅馬照顧從全球各地來此進修的年輕神父,這和他早年求學時期經歷的重重困難可能不無關係。在求學階段,他為了充實自己,決定到所嚮往的羅馬讀書,而這個理想卻讓他歷盡艱辛,其中的波折讓他在現實的生活中幾乎陷入谷底。

1897年,滿懷理想的剛恆毅離鄉背井前往羅馬。到羅馬讀書的計畫,並非期望在那裡大展鴻圖,只是單純的認為羅馬是教會的中心,也是藝術中心,是求學的最佳選擇,求知若渴的他自然回應了這個來自羅馬的呼喚。而出身貧寒的剛恆毅,清楚家鄉的父親家計繁重,他不能在經濟方面拖累父親及家人,所以去羅馬前他心中已勾畫出一幅藍圖:在一所學校宿舍找一個工讀的機會,維持自己的生活,同時充實學識基礎。然而,到了羅馬後才發現,在這個人地生不熟的大城市裡,想謀得個人生計,並不如他所想的那麼簡單,光是住宿就已是一個問題。沒有經濟後盾的他,尋找住處只考慮最廉價的地方,但儘管只求安身別無他求,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當他提著簡單的行囊到處碰壁,日近黃昏仍不知何處可棲身時,即使心中不慌亂,也不能不想要如何從長計議。

這段為求得居所飽嚐人間冷漠的經驗,想必也是剛恆毅後來為在羅馬進修的神父安置居所的因素之一。無論如何,到處碰壁的挫折,沒有磨損他讀書的意志,困乏的考驗反而成為他向上提升的動力。他知道身負傳道授業解惑之責的神父,充實的學識基礎是克盡司鐸職責的重要條件與有利工具,他不能為一個打擊放棄學習機會。而這個信念也確實激發他完成了學業。

王臣瑞神父回憶在羅馬傳信大學攻讀哲學博士期間,在會祖身邊前後四年的歲月,剛樞機給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既忙碌又簡樸的生活。傳信部秘書長堪稱要職,工作繁多也屬必然,而整日忙碌的秘書長,生活極其簡單,他的飲食清淡,完全平民作風,工作再忙碌也不會影響他對人的照顧,而且簡單的生活反而讓他更能親近人。

王神父說,會祖有時透過電話,有時請別人帶字條給他,約他見面、談話,這是身為傳信部秘書長的會祖,在緊湊的時間表中,為自己年輕的會士所能做到的最佳程度。不過,雖為主徒會會祖,剛樞機的關懷不只侷限於自己的會士,在「聖伯鐸書院」中的每個人都是他所關心的,他對年輕的神父們一視同仁,完全沒有獨厚自己的會士,他把注意力放在所有的人身上,他身在羅馬,但所思考的不只是教廷的事,也關注各地的需要與發展。

剛恆毅自身屬於教區,沒有修會的奧援,六十多年前,當「聖伯鐸書院」在硬體設施齊備後,他便邀請聖言會神父擔任院長、神師,照顧各地的年輕神父。多年來,聖言會悉心照顧這個園圃,讓園圃中的莊稼成長茁壯。從剛樞機對「聖伯鐸書院」所做的這項安排也可以看出,他為「功成身退」做了完美的詮釋,為後人豎立了一個典範;他積極推動各項計畫,但從不居功,只希望能讓人從真愛中去品味服務的真諦。

從剛恆毅樞機所創立的主徒會來說,剛樞機是他們的會祖,不論修會的歷史傳承或會士的情感依歸,重心自然在剛樞機的會祖身分。但從剛樞機對中國及普世教會的貢獻而言,來自義大利的剛恆毅樞機不只屬於主徒會,所以主徒會也從不僭越,他們謹守會祖的教導,努力跟隨他的步履,為建設教會付出,為華人福傳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