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與中國相遇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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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智慧的融合

多少世紀以來,歐亞大陸分別由兩大帝國統治:西方的羅馬帝國與東方的古老中國。分踞東西的兩個文明各有特質,基督宗教孕育的人文藝術是西方世界的強項,而悠久深邃的歷史文化則是中國的最大優勢。二者唯一的交會點只有中亞的「絲路」。曾幾何時,這兩個古老的文明開始有了交集,而東西方相遇是否激起了交會時的光芒?是否為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這個相遇的門扉究竟是如何開啟的?

2007年底前在輔仁大學舉行的「義大利與中國相遇」研討會,這場集合歷史、文化、宗教、藝術及傳播於一堂的盛會,為我們描繪了中義相遇後綻放出的火花。只要瀏覽一下各場次的主題,不難發現在這個學術會議所鋪陳的歷史軌跡中,散發出的文化藝術氣息:

十三世紀的起步與止步

隨著物換星移,東西兩個勢力各有興衰,西方世界長期處在政權與教權並進的局面,而中國歷經朝代更迭的國土割據,直到元朝,當蒙古可汗的馬蹄踏上歐洲領土之際,中國再度統一了。新的統治者奔走亞歐之間,不斷推動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交流,揭開了歐洲商旅及傳教士來華的序幕。

首先踏上中國土地的義大利傳教士孟高維諾主教,1294年他抵達中國後不久,便進駐北京開始推動福傳,其後和德理神父也在中國留守多年,在中國的福傳工作堪稱順利。但孟高維諾主教逝於北京後,在後繼無人的情況下,這條中義之間的通道也就逐漸隱沒了。

東西方的門扉雖已開啟,但溝通管道蜿蜒而漫長,文化思想的隔閡需要時間來沉澱。傳教士跨出福傳步履,長途跋涉到了中國,在這個不清楚基督福音,但有著豐富文化歷史的國度中,他們面臨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必須接受東西方相遇不可避免的衝擊與挑戰。十三世紀後,中義相遇的信仰之門在短暫開啟後又關閉了,但十六世紀當利瑪竇神父及後來踏著他的步履而來的耶穌會士再度叩門時,又重新找回原有的記憶。

早在張騫通西域帶去中國的絲綢時,羅馬人已初次接觸到東方文明,但就文字記述而言,十三世紀問世的馬可波羅《遊記》,一直被視為引發西方世界探索中國最具指標意義的一本書。所以談到義大利與中國相遇一定不會排除這本書。不過遊記所能帶給人的,只屬表面的認知,到十六、七世紀,耶穌會神父隨著西班牙、葡萄牙航海家繞過好望角,抵達中國沿岸後,才進入兩個文明真正意義上的相遇。

十六∼十九世紀再度叩關後的持續對話

在這個交流過程中,義大利傳教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從1552年到雍正皇帝禁教時期,在華義大利傳教士的人數一直居領先地位,因此,若說歐洲傳教士在華傳教活動由義大利開創,也不算誇張。他們透過文字與文化,進入華人與華文的世界,他們撰寫中文著作,解說西方的宗教、科學、藝術,詮釋他們所認識的耶穌基督,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也將中國的哲學、歷史、地理知識帶回歐洲。這些努力大幅縮短了東西的距離。

中國人所重視的《四書》《五經》,最初抵達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也視之為經典,用以做為了解中國文化思想的階梯。由於《四書》是中國科舉考試必備的學問內容,所以很多傳教士以《四書》為學習漢字及中文的範本。利瑪竇神父除了潛心研讀《四書》外,還與羅明堅神父將《四書》譯為拉丁文。這些一筆一劃的默默付出,都是中義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礎。早期傳教士在文化方面的努力為教會贏得一席之地,也為民族共融譜出新曲。

科學、藝術本來就是提升生活的重要媒介。傳教士帶入中國的,不僅是耶穌基督和祂的福音,也引進了天文學、數學、科學、文學、地理學、曆法、西畫,更促成了漢學研究及翻譯工作的發展。科學知識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一種新知,容易引起好奇和興趣,還能創造更便利的生活。地圖及地理學也是傳教士的利器,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都是讓中國人擴大視野的工具。

利瑪竇神父一直被視為中義兩個文明相遇的標竿人物,他可說是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現象與生活習俗的第一位漢學家。他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文化交流,而在於為福傳,但引進西方科學知識倒也不失為完成修會與教會使命的有效方法。利瑪竇是獲准在明朝京城的城牆內定居(1582-1610)的第一位西方人。至於先後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效力的郎世寧,是東西方藝術交流的重要使者。他和利瑪竇最大的不同是,他沒有被歸於傳教士之列,在中國五十多年,他始終被視為宮廷畫師。在清朝禁教時期,基督宗教受到全面打壓,郎世寧仍能以藝術家身分繼續留在宮內,沒有被逐出宮廷,但禁教時期不允許任何傳教行動,生活在宮廷內的他,也只有為藝術而效力了。

若從學術研究的觀點來看,傳教士來到中國都不是出於純粹的文化熱忱,而是以宗教為最高目標。如果傳揚基督的愛與平安,只是文化層面的認知,沒有信仰的基礎,這也並不符合福傳的本意。廣義的福傳包括社會各角度,而基督的信仰卻比這些更寬廣。然而在現實環境中,面對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滿懷宗教熱忱的傳教士也不能直接引入信仰觀點。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深諳入境隨俗之道,並願分享自己所擁有的知識與專長。所以早期來到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除了福傳使命,對文化交流也有所貢獻。「文化福傳」可說是他們的主要工作模式。

在中國與義大利數世紀的互動中,較不為人知的,可能是義大利的亞洲學院。1732年設於拿坡里的「中國人書院」,早在十八世紀即展開積極培養人才的計畫,為文化交流或教會福傳做準備。這也為十八世紀的歐洲帶來一股東風。馬國賢神父(Matteo Ripa)是這個書院的重要催生者,他在中國多年,熟悉中國風俗傳統,在康熙皇帝死後,他帶了五位年輕人返回義大利,為中國人設立學校的使命感,讓他積極推動提供中國人學習義大利文的學校。這所學校是義大利第一所漢學研究中心,使義大利的漢學研究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從歐洲到中國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似乎只能憑人想像。不論如何,福傳之路任重道遠,鋪展這條福傳之路,只能一步一腳印。利瑪竇進入中國,也曾有前人鋪路。耶穌會士范禮安神父擔任了先軀的角色,他渴望進入中國,卻始終無緣走進嚮往的中國,只能輾轉進出澳門,可是他甚有遠見,在澳門成立了修院,培養進入中國傳教的神職,所以後繼者如羅明堅、利瑪竇,能在中國發展出另一片天空。

二十世紀在新世界傳福音的腳步

隨著傳教士的心火,天主的愛與基督的福音在中國人心中燃起了火苗。點燃火苗的人,有的廣為人知,如利瑪竇神父,有的則少有人論及,如和德理神父。無論如何,他們催生火苗的熱忱和貢獻,讓這片土地上的基督信仰繫起東西方的文化與生命。這條福傳之路的後繼者也源源不斷。二十世紀來到中國教會的傳教士,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即首任教廷駐華代表剛恆毅樞機。

1922年教廷鑒於中國教務日益興盛,在關懷中國與答覆地方教會首長的期待,及促進教會成長的考量下,做出了在中國設立宗座代表的決定。剛恆毅為首任代表。出發前,他閱讀了傳信部光主教(Mgr.Guebriant)巡視中國的報告,汲取傳教士在華服務的經驗。他注意到在華傳教士提出中國應有本地神職及建立本地聖統的需要,所以抵達中國前他心中已略有定見。不過,從他出發前接到切勿透露身分,以免橫生枝節的叮嚀,往後這條福傳與外交之路的艱難曲折已可預見。

剛恆毅抵達中國時,閉關自守多年的中國剛開啟門戶不久。他不受限於東西方的認知差距,一如保祿宗徒,到哪裡就成為當地人。他對教廷的託付念茲在茲,如何實踐「夫至大」通諭的要旨,成為他抵華後的首要之務。同時,他努力認識中國,關懷地方的人事物,希望在做決策時的每一步都出於正確的認知與判斷。他對中國文化藝術的欣賞與推崇,一方面固然是因他本身深厚的藝術修養,另一方面也出於他對中國人的摯愛與尊重。他所推動或促成的事,對當時及後來的教會都有深遠意義。在中國教會大事紀中,他絕對是不可缺席的核心人物。略提幾件大家都不陌生的例子:

一、1926年首批六位中國候任主教,由剛恆毅陪同前往羅馬,接受教宗碧岳十一的祝聖。就外在來看,這純為宗座代表的職責所在,但若溯及六位主教的產生,則與剛恆毅的全力支持有關。

二、1927年第一個中國神職團體「主徒會」在宣化誕生了。剛恆毅知道,有了中國主教對中國教會而言仍然不足,他認為在中國人當中產生德學兼備的神父,對於中國福傳必有更佳的成效,又可破除天主教是洋教的觀念,扭轉天主教一切「西化」的印象。所以他積極地為成立國籍修會而奔走。主徒會的一大特色就是所有會士均為華人,修會的神恩與使命也在於福傳中華,唯有會祖來自義大利。

三、1939年中國教會的禮儀之爭終於解禁。這個從十七世紀就爭論不休,長期困擾中國教會的問題,從信仰的觀點看來,也許可歸於天主的考驗,但許多史學家都認為這對中國教會絕對造成嚴重的傷害。這個阻礙中國教會發展長達兩三百年的爭端得以劃上休止符,與剛樞機不無關係。1933年後剛樞機因健康因素請辭宗座代牧,他回到義大利後,不久即被委以重任,擔任傳信部(萬民福音傳播部)的秘書長。到了1939年,教廷就做出尊重中國人祭孔祀祖的宣示。

通常,事件本身才是關注的焦點,而幕後推手未必成為聚焦的對象。可是正因為有洞悉事情前因後果的人,不畏懼事情的艱困險阻,知道掌握適當的時間點,做出正確的答覆,才能成就這個事件。也就是說,一位深思的行動者懂得天時、地利、人和的可貴,也常思考如何兼顧這些因素以利行事。剛恆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九九二年教廷駐華大使館代辦裴納德蒙席對剛恆毅做了如下的描述:「不論是教廷代表也好,或教廷大使也好,他們的任務在某些情況下,既繁複而又不易掌握;因為它所涵蓋的範圍非常遼闊,而情勢又變化莫測。具體說來,它有兩種特性:第一特性是,要對教宗絕對的忠誠,唯有消除一己之私才能完全彰顯教宗的旨意。第二特性是,要與所在地的教會打成一片,深入的瞭解當地的教會,並與當地教會一起茁壯。剛樞機可以說完美無缺地達成了這兩項任務。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敢否認剛樞機對教宗的赤膽忠心。同時也不能不稱讚他在華十餘年間(一九二二~一九三三)持續不斷地瞭解中國,並熱愛中國人民和這塊土地。他首創教會本土化,更實現了由中國神職界主持中國教會聖統的目標。在這方面他堪稱梵二大公會議的先驅。」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序言) 這段話可帶我們回顧他對中國教會的付出。

教宗派遣他擔任駐華代表,剛恆毅忠於自己所肩負的外交職責,身為神職的他,更忠於自己的教會使命,他在中國大陸的十幾年當中,一方面扮演了負責成功的外交家,同時也是一位睿智慈祥的牧者,他堅定於教會的觀點與立場,也尊重並了解中國社會的核心思想與價值。就是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與行動力,使他成為改寫中國教會和傳教區歷史的人物。

身為宗座代表的剛恆毅,他具有使節的身分,被派遣到中國時尚未榮任樞機,但已是斐烏梅的主教,有很重要的教會責任與地位,不過他對中國教會的影響與貢獻至今猶存,並不是因為他的身分地位,而是他的學識和修養。他的專業素養體現了一位神職外交家的最佳形象,他依靠堅定的信仰更勝於依賴圓滑的手腕,為後繼者提供了行動的典範。裴納德蒙席說:「如果當時有更多的人聽剛樞機的見解,很多不愉快的事件都可以避免,也不會直到今日仍身受其害。」(《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序言)

外界對剛恆毅的報導不多,或許因為那個時代中國的政治與教會都處於急遽變化的時期,在變幻莫測的動盪中,大家所關心的是時局的走向及後續發展;而剛恆毅本身的謙虛與內斂,也是他不成為聚焦人物的另一個原因。然而,他對中國地方教會的貢獻,以及因教會建設而擴及的社會成長,卻是不能磨滅的事實。

一九五八年剛樞機辭世,梵二大公會議尚未召開,但他沉默的力量一定也影響了教會的脈動。正因為有許多睿智豁達的神長,他們虔敬地領受聖神的指引,又堅定地遵循天主的旨意行動,這種精神成為各地教會不斷成長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