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量就有愛──奧古斯丁

傅佩榮

時序進入公元後第四世紀,羅馬帝國形成東西分治的局面,並且西羅馬帝國已經由盛而衰,走到末期了。在思想上領導風潮的,是由信仰耶穌的基督徒所形成的團體。

我們以「基督宗教」一詞來描述這個團體。理由是「基督教」一詞在中文翻譯上是專指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所倡導的「新教」,而在此之前,還有最早的「天主教」與十一世紀分裂出去的「東正教」,都是信仰耶穌的團體。因此為了避免混淆,我們可以說:整個中世紀一千多年,是以基督宗教所主導的哲學思想為主軸。

宗教與哲學為什麼可以合流?因為這兩者「方向相同而方法有別」。方向都是人生的最終答案,如:人生有意義嗎?死後有來世嗎?至於方法,則宗教依於信仰,而哲學要靠理性。如果單憑理性,對於宇宙與人生的究竟真實,最多只能說它「有沒有」,而無法進一步說它「是什麼樣子」。以我們中國人所熟知的老子為例,他只能告訴你「有道存在」,而無法說明「道是什麼」,亦即,「道可道,非常道」。

如果在中世紀尋找第一位大哲學家,那麼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當之無愧。他年輕時活力充沛,學習頗有心得,生活不拘小節。他最初信奉摩尼教,認為宇宙自始即是善神﹙光明﹚與惡神﹙黑暗﹚的二元對立局面。若非如此,又要如何解釋世間的邪惡與痛苦?但是,如果任由這二種力量一直衝突下去,人生又何必要行善避惡呢?惡人有惡神支持,又何必改過遷善?

他在三十歲以後,接觸新柏拉圖派的思想,開始面對「惡是一種缺乏」的觀念,亦即惡並非積極存在的東西,而是「對應有之善的缺乏」。譬如,身體生病是健康的缺乏,人做壞事則是善行的缺乏。那麼,人為何會做壞事?經由此一線索,他認真閱讀《新約聖經》,對許多基督徒的特殊表現深感興趣。當時埃及有一位安東尼,獨自在沙漠中度著隱居苦修的生活。他的表率使奧古斯丁陷入內心的掙扎,對自己的道德處境深感厭惡。

有一天,他在自花園中散步,聽見隔牆有個小孩不斷在說:「拿起來讀!拿起來讀!」他隨手翻閱聖經,讀到〈保祿致羅馬人書〉的一段話:「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中。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放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他終於在心中說出「阿門」,表示誠摯的同意。這一年他三十二歲。他三十三歲受洗成為基督徒,回到北非的希波,創辦一所修道院,並於四十二歲升任天主教的主教。他有兩部代表作:一是總結前半生的《懺悔錄》,二是宣揚宗教理想的《天主之城》。

按照希臘人的界說,哲學是「愛好智慧」,亦即人對智慧可以愛好而無法擁有。以柏拉圖來說,他可以肯定「善的理型」位居最高層次,但無法說明變化生滅的人間世界;以亞里士多德來說,他肯定了上帝存在,但是這樣的上帝只是做為「第一個不動的推動者」,而無法回應人們的祈禱。奧古斯丁在宗教的啟發之下,把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搬過來,用以回應人心最深刻的願望,也就是:在上帝的「恩典」光照之下,不但可以愛好,也可以擁有真正的智慧。換言之,智慧不只是純粹理性的活動,還包括了道德生活的提升,以及宗教修行的要求。

試問:人若沒有靈魂,怎能盼望來世?如果沒有來世,人死有如燈滅,什麼都不必談了。人若真有靈魂,又該如何修練,才可得救升天?如果沒有上帝,誰來保證這一切不是幻想?那麼,一位什麼模樣的上帝有資格出面保證?基督徒相信耶穌是上帝之子,降到人世來救人,他死後又復活了,正好預示了我們凡人的正確途徑。這一系列的思維使奧古斯丁精心撰寫有關上帝「三位一體」、人類「原罪」及「恩典」的學說,影響直至今日。譬如,人無不期盼幸福,但是世間萬物只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即使貴為帝王,擁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但依然到處追逐有如赤貧者。奧古斯丁認為:「除非安息於上帝,我的心永遠不會平靜。」

不過,這並不表示他有厭世或避世傾向。相反的,他遵循聖經的教訓:在愛神時,也要愛人如己。人有理智,也有意志與情感。理智得到光照,知道人生幸福何在,接著就會下定決心,展現意志的動力。有了動力或力量,又要做甚麼呢?一句話:愛人如己。如果沒有宗教的啟示,或者缺少向上超越的宗教情操。誰做得到「愛人如己」?如果人生到死為止,沒有任何來世的保證,誰又能堅持這種理想?也許在哲學的愛智活動抵達某種境界時,會認真考慮宗教的建議:人的生命是開放的;向著超越界敞開,而姑且不論其名稱是上帝、是神、是天、是道。

奧古斯丁說:「我的力量如何,我的愛也如何。」意思是:人有多少力量,就有多少愛。人的一切能力都是為了愛人而有的。我想依此也可說:「有多少愛,就有多少力量。」愛人之心若是無限的,力量也將源源不絕。《老子》上說:「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為人己愈多。」﹙八十一章﹚竟是如此相似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