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教衝突中的老教友與新教友

陳方中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民教衝突中,教友群體的情況,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在《教務教案檔》及傳教士的報告中,找出了七十七個民教衝突的例子,這些例子大致上有明確的人事時地,從數量上看,從衝突的嚴重性看,可以發現引發民教衝突的,多半是新教友群體。

前文曾經提及教友村,當教友能在一個聚落中維持穩定的信仰生活,又有神職人員的定期訪視時,即使是在不准傳教的時期,仍能找到許多信仰穩固的教友。這些信仰穩固的老教友,在1860年代以後的民教衝突中,通常並不扮演主要的角色。大型的民教衝突幾乎都與老教友無涉,只有1862年3月的南昌事件,1863年3月的重慶事件,是兩件攻擊老教友群體的事件。但這兩件事件的目標其實是傳教士。攻擊教友群體是向傳教士示威,表明地方上有足夠的地方勢力,足以驅逐他們早就認識的教友。這並不代表教友們在生活中與教外人處與敵對狀態,他們是傳教士有了條約保護後,想要在地方公開傳教的犠牲者。

另外一種民教衝突中的老教友,是因為他們扮演傳教士助手,當他們在異地傳教時,有時和傳教士一起成為對付的對象。有的地方官不敢對付傳教士,就直接對付教友。例如1860年7月的貴陽事件就是此種性質,四名被殺的教友皆與地方無關。

老教友之所以較少與民教衝突有關,主要原因在於其道德性較高。雖然信仰表現與道德沒有完全相關,但試想一位每天念早晚課,十誡四規都在心頭的教友,信仰對其生活是有一定程度約束力的。更何況教友村中大家耳目共聞共見,彼此也會形成一種互相監督,互助勉勵的機制。因此或許會有個別的零星衝突事件,也會有個性衝動的老教友,或亦有的地方長期民教不睦,但在統計數字中,幾乎找不出幾件該由老教友負責的民教衝突事件。

新教友指的是1860年公開傳教後,皈依受洗的教友。在中國官方文獻中,其實還包括望教友在內。我們都知道從望教到領洗,必須經過一段了解教義,考察品行的時期,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一年。但中國官方不了解這些,皆以教民稱之。

新教友的皈依動機是多樣化的。有的是因看到教友的好榜樣,因而認定天主教不是壞宗教然後皈依。這類教友的信仰通常非常堅定,在發生衝突時仍能堅定信仰。

在十九世紀的特殊狀況中,有不少新教友來自於各種類型的秘密宗教。可能的原因是:秘密宗教或天主教都被視為異端,使部份秘密宗教信徒,在沒有正統偏見的情況下,自由檢視天主教,進而皈依。

在傳教士的報告中,還有不少是因「神跡」而感化的。經由直接的人神接觸,在一般人認定附魔的情境中,透過一些行為如灑聖水、誦念經文、戴十字架等方式,使所謂的附魔者恢復正常,經由驅魔,常常可以在一些外教人聚落中,得到大批的皈依者。

最多的皈依動機可能是來自於社會壓力。持有護照的傳教士深入鄉村,傳教士們透過拜訪官府,興建教堂,努力使中國社會的上階層承認傳教士的社會地位。於是敏感的中國人感受到了,「聲稱」接受天主教信仰,成了擺脫社會壓力,對抗社會優勢集團,或是爭取機會的手段。有經驗的傳教士瞭解這種不良動機,一位在直隸東南傳教的徐聽波(Leboucq)如此說:「有時接受這些違反國家的罪犯,幫他們與衙門和解,結果使得公眾敵視我們,特別使得官吏看輕我們。有時候,主教為了預防,只接受有比較好名聲的人成為教友。」

雖然明知其動機有問題,但傳教士一般說來是很難抗拒皈依誘惑的。他們期望先接受其望教,再用教化的方法改變他們。經常這類皈依者是社會弱勢,或是社會邊緣。對於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成為天主教教友,成了社會競爭中的有利因素。對於社會邊緣人,例如地痞流氓,成為一位名義上的教友,可使其更有力量為非作歹。雖然長期來看,教會的道德要求,不可能讓此類人混跡於教友團體中,但這類事跡就更成為落實天主教欺壓中國人的證據。

在新教友參與的民教衝突中,許多是團體性的衝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許多地方,社會衝突原本就很嚴重,只是衝突中的一方,通常是弱勢的一方,聲稱欲皈依成為教友。於是地區的社群衝突,就變形成為民教衝突。另一個原因是,教友所形成的新社會群體,由於其獨特的信仰,以及由此信仰而產生的生活習慣的改變,使得新教友團體,在其生活的社區中,產生與人格格不入的感覺,並進而發生衝突。

平實而論,即使是動機不純正的教友,也不能說他們是莠民;他們大部份就是一般老百姓。試想在一個視基督宗教為異端的社會,書寫權掌握在這些反基督宗教的社會優勢者手中,他們當然會詆毀那些社會弱勢的新教友。久而久之,在習慣性的書寫中,教友都成了莠民的代名詞。這樣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以偏概全的。

新教友或老教友其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新教友一旦信仰穩固後也就成了老教友。傳教士的觀念部份是正確的,開始時的動機的確不一定重要,只要他們日後成為信仰穩固的老教友。但在過程中,有更多名義上的新教友,並不曾留在教會中。以范若瑟掌管的川東代牧區為例,1856年有兩萬一千名新教友,到1907年增長為五萬一千名,至1939年有六萬一千名,這是一種滿正常的自然增長,其中看不太出來有短期集體皈依的現象。

目前台灣教會的狀況也類似,有些教友的確來自於「麵粉教友」的家庭,但在其中流失的更多。教友的品質,不論什麼時代,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