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書

劉河北

十九世紀的藝評家魯斯金(John Ruskin)說:「偉大的國家所寫的自傳共有三側:事功錄、言論集和藝術史。若不同時讀其他兩本,則一本也看不懂;但三冊之中,最可信的,是第三冊。」現代藝評泰斗堪奈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說他覺得很對。寫作家們和政客們可以妙筆生花,口若懸河,但其中有多少謊言!就以台灣來講,要想知道此地的文化、民生……則與其恭聽競選者演講,不如注意到婚喪喜事上鋼管秀如何取代了明華園。

寫完了一系列的馬來西亞畫展記,回到台灣的土地。在電視上曾看到郭台銘與林志玲的翩蹮舞姿,也看到颱風襲擊下農民辛苦培育出來的方塊西瓜受盡摧殘。十多年來,學生們第一次聽到我說:「我不喜歡台灣!」不管我為這句話抱多少歉,不能不承認:這兒是一塊疲倦了的土地。是的,有勤勞的創業者一天能賣出幾千個水餃。但我仍不能從這些創業者的故事中看見整個人民的「希望」。一個人民,一塊土地的希望,是首先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願景,而每一個人都對這願景提出生命的貢獻。若為台灣設立一個願景,那決不是進入聯合國,也不是每天賣幾千個水餃,而是如何在四面八方的打壓下,展放這小島獨特的光芒,給全世界認可、欣賞、尊敬。十八、九世紀的法國,因政治革命,普法戰爭,產業革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協和廣場(Concord)是斷頭台所在地。地面上經常有兩寸來厚的人血。不小心踏上去,便滑倒在血泊中。這時,眼看英國、西班牙、荷蘭等國積極擴展殖民地,改良正、鼓勵印刷術。古老的法國,完蛋了嗎?不,就在這四面楚歌聲中,放出印象派繪畫的絕響,幾個貧窮的青年畫家,勇敢地喚醒了法國的「國魂」。法國人:「我們藉著文化,還是世界的領袖。」這就是魯斯金的第三本書。

而這本書中所記載的,更不是王建民的勝利。可憐的小青年,每次投不好球,就得垂頭喪氣面對台灣父老。每此投好了,便中飽了投注者(更好說賭客)的荷囊。王建民值得任何人謂他提出生命的貢獻嗎?

教 從本篤十六世說的最好了,「生活」(to live),是「為-生活」(to live for)。一個疲倦的文化,就是一個失去了「為」某一目標而貢獻生命的文化。按克拉克的定義,一個疲倦的文化,其徵狀首先是恐懼,比如四、五世紀的羅馬人怕戰爭,怕野蠻人入侵,怕黑死病、怕災荒。所以不在建築宏大的引水橋,不再修剪葡萄園。也怕「超自然」,亦即你不敢再提任何疑問,任何修改。 這時代的希臘與羅馬充滿了毫無意義的儀式,遊行、跳神、進香,將人對自我的信心摧殘進。於是,筋疲力盡的感覺隨之而來。連最興旺的城市也被無助之感所籠罩。羅馬人鏡頭帶玫瑰花冠,躺在接上喝酒說:「吃吧!喝吧!明天就死吧!」而所謂「哈案時代」的羅馬,和今天的台灣對照一下,有多少相像的地方!

所以疲乏是一個文化喪亡的最大原因。若問中世紀如何突破「黑暗時代」,走入燦爛的哥德式藝術,基督宗教的生命力,可以說是最大的功臣。從漂洋過海,住入小石子屋,努力抄寫、彩繪聖經的隱修士,到成千上萬跨越歐陸朝盛與傳教的聖者,共同建築羅馬尼斯克式大教堂的村紳貴婦,一個願景,一個追尋,成為雕刻家與信徒們「為它活下去」的目標。看到這時代的瑰麗藝術成就,想到這時代和藝術史上多少回合善與惡,疲倦與重生的搏鬥,我不要再說:「我不喜歡台灣」,卻要改口說:「我有一項使命」──為中華文化寫第三本書的使命……為這願景生活,我決不是孤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