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事件

陳方中

1838年以後,江西浙江代牧區與湖廣代牧區劃分,交由遣使會負責傳教工作。1846年,江西及浙江又分成兩個獨立的代牧區,皆由遣使會負責。江西代牧區的主教或短命或頻頻更換,在位期間不長,故貢獻都有限,真正在江西長期傳教的傳教士是羅安當(Antoine Anot),但他却沒有被選為主教。羅安當於1843年抵達澳門,至遲在1845年已進入江西,從此後直到1893年去世為止,一直都在江西傳教。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江西是主戰場,戰禍極慘,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羅安當天真的認為太平軍是基督信仰者,初期採取了與太平軍接近的態度;必須聲明這並非當時大多數傳教士的立場,只是少數傳教士樂觀的幻想。清朝官方從頭至尾並未因此指控羅安當,似乎也不知其立場。在戰爭的中後期,大約1859年至1860年間,幾乎所有城鎮皆遭破壞,僅剩南昌和九江是安全之地,因此羅安當將各地育嬰堂中之兒童,遷往此兩地集中。

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正式開放傳教,但江西的社會秩序大概在1861年才逐漸恢復。由於過去在江西是非法居留,羅安當還特別前往上海,再從上海帶著國籍神父方安之重返江西。他們1861年11月在九江設立了育嬰堂,其實只是原先育嬰堂公開化而已。當他舟泊九江之時,即以「代理全權大臣」名義,致函江西巡撫毓科,請毓科在其抵達南昌之時予以接見。所謂代理全權大臣,指的是他代表法國駐華公使,具有外交身份及等級。羅安當的先遣者也已在南昌城內的筷子巷置買民宅,預備設立育嬰堂。

1861年12月底,羅安當帶著護照、條約,由方安之陪同,拜訪了毓科。出來後就有地方人士議論,稱羅安當係「二十餘年前,潛匿廟巷(按:舊天主堂地名)中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者也。」而羅安當要求巡撫張貼准許傳教告示,遂引發地方紳民的反對。從時間上來看,二十餘年前羅安當尚未進入江西,可能是認錯人,或時間有錯誤。

1862年初,一份匿名揭帖「湖南闔省公檄」開始在南昌城內外四處張貼。「湖南闔省公檄」應該只在湖南出現,怎會傳到江西?從《教務教案檔》的官方文書看,是不明人士所為。但當時參與其事的南昌士紳夏燮在其文集《中西記事》中稱,是其同宗的夏廷榘,與另一位官紳劉千潯負責其事。夏廷榘是退休的京官,劉千潯則是三品高官,當時在家休養。這張揭帖「一日夜印刷數萬張」,此時又是三年一次大考之期,生童聚集在省城準備應考,3月17日,又有匿名揭帖,約定於3月18日中午,拆毀教堂。次日南昌城中筷子巷、袁家井等處教會所設立之育嬰堂,進賢門外之天主堂皆被拆毀,育嬰堂中孤兒被民眾「拯救」出去,省城內外教友紛紛逃離。數日之後,城外教友家數戶亦被拆毀。

南昌士紳在此數日中蒐集到不少天主教為非作歹的物證,一是3月20日在教堂後菜園,挖到了一批骨殖;另外夏廷榘又交給官府在教堂查出之銅管一具、血膏一塊。他們認為這些是傳教士殺害嬰孩,採生折割的證據。還好中國仵作(法醫)刑事案件經驗豐富,經蒸檢骨殖後,確定非嬰兒之骨,又因「歷年兵勇傷亡」,難保沒有無主屍骸,淺埋於菜園空地,故無庸再議。這種說法是很有學問的,如果死的是地方百姓,當然得追究名姓以及死因,說是外來兵勇就容易處理了。另外經傳教士聲明,銅管係煎煮咖啡之用,血膏則係紅葡萄酒煉成。可能是為了行祭,所製成的濃縮酒膏。

羅安當以「代理全權大臣」名義求見巡撫,自然是引起士紳不快的因素,在官方報告中亦強調傳教士此等行為的不當,不過「湖南闔省公檄」是本案件中更值得注意的目標。這件四處張貼的匿名揭帖稱天主教不敬祖先,「行教者為教父,名曰黑老爺」。又說用主教及國王屍體,煉成膏狀物,和以毒蟲製成之迷藥,製成「濂水」。凡入教者,以濂水少許和以清水,入教者飲後,心中即有一小人控制思想,「雖嚴刑苦勸,甘死不改」,且見祖先牌位、神像必發狂將其毀壞。又說教友家中不婚之貞女,是傳教士「正供,其餘婦女聽伊所欲而供之。」又說天主教有挖眼、剖心、吸精、探丸種種邪行,因此號召百姓,共同採取行動,驅殺此種異端。

由過程觀察南昌事件,很明顯是一個士紳率領,有組織及計劃的行動。夏燮的《中西記事》很幸運提供了中國官方檔案及傳教士報告之外的第三種說法,証實了夏廷榘、劉千潯等人運用「湖南闔省公檄」,營造出對外來傳教士同仇敵愾的氣氛。我們現在絕不可能相信的荒誕說法,却是當時中國群眾堅信不移的內容。所謂「夷夏之辨」固然是士紳反對天主教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將天主教視為異端邪教;民眾的厭惡與恐懼,才是南昌事件發生的主因。

羅安當為了此事特別前往北京,經由法國公使哥士耆協助,屢向中國政府施壓,得到了南昌官辦育嬰堂做為補償。1863年5月,新任江西巡撫沈葆楨派人護送羅安當至南昌,到了南昌城外碼頭,尚未登岸,即有便裝兵勇前來騷擾,羅安當等人急將船隻駛離。當船隻行經省城外牆時,但見萬頭鑽頭,聲喧勢眾,皆為阻其入城而來。羅安當見事不可為,乃放棄入城企圖,復返九江。羅安當終未入城,南昌城中建堂是十幾年以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