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主紮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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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出埃及時,雖有天主一路同行,跋涉之苦依然難免。不過出谷之所以成為以色列的民族大事,並不是因為過程艱鉅,而是因為天主的救恩豐富。因此,以色列的出谷對後來的教會團體也是彌足珍貴的經驗。

主徒會在中國大陸宣化創會後,僅短短二十年的時間,就為時局所迫,必須放棄修會基業,倉促離開母院。這個顛簸在離亂世代中的新興修會,是否就此走向四散的命運?或在迂迴動盪的過程中,讓早期會士經歷了與以色列相似的出谷經驗,在他們的人生轉折處展開生命另一段旅程時,也使修會步入新局?

一、臨行匆匆走向未知

欣然就道的年輕修會,竟在紛擾的世代中受政局詭譎之牽連,不得不做出匆忙出走的決定。會士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做全方位的考量,甚至沒有時間整裝,就被迫上路了。當時總會長楊紹南神父的明智決定,除了部份堅守工作崗位而留下的會士外,其他的會士,尤其是年輕會士,開始分批南移。

若說修會這項變動完全未經任何計畫,可能言過其實,可是世事難料,修會團體為因應變化,不能不有所決定,而任何決定都是在各種限度中所做出的,所以這個南遷行動,不能稱為正式計畫,因為在匆匆離去的情況下,會士們沒有確定的時程表,只能在侷促的現實中走一步算一步。而且,雖然是修會的團體行動,但會士們不能像當年以色列那樣全族一起出發,只能以化整為零的方式三兩成行,匆匆踏上流徙之途。

然而,當他們出發時,想必也如逃離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樣,在出谷的旅途中,一路上都有天主同行,他們也跟著天主的指引,帶著各人心中的天主走向不確定的未來。

二、穿梭在台灣山水間

1949年初,會士之一的郭若石神父從南京轉往高雄,四月底又有九位會士經上海抵達台灣。初抵台灣的會士們,雖是小小的羊群,不能沒有安身處,抵達台北後,他們隨即走向堂區,基隆文安里、淡水等聖堂,都是神父們的落腳處,更有幾位神父遠赴花蓮、台東去開教。秉承修會福傳精神的神父們,很快地就將出谷之路闢為福傳之路了。大約半年後,會士最初的安頓又有所變化,當時台灣監牧陳若瑟神父與主徒會商議,由兩位主徒會神父分別接任華山天主堂及民生西路天主堂的主任司鐸。

雖然重建母院不是修會的當務之急,但培育工作不能停頓,因為之前滯留大陸的十四位小修生,也輾轉搭船經香港抵達基隆,修生的信仰生活及團體照顧是刻不容緩的事。所以1950年初,主徒會在台北長安東路成立了會院及初學院,這時主徒會的會士算是多數集中了,而這個在台灣設置的第一所會院,讓主徒會從此在台灣有了正式的家。

1952年10月,原任台北監牧的郭若石神父被任命為台北教區總主教,身為教區之長的會士,這時所要承擔的責任就不止於修會內而已。也因此,主徒會會士沒有專務於自己修會團體的建立,而是銜命到各地拓展堂區教務。除了基隆信一路開教及興建聖堂的工作,也為台北同安街南堂奠基,接著在1954年派遣神父到苗栗地區服務。

堂區始終是信仰生活的重要據點,對重視本地化的主徒會而言,堂區更有「在地」的特性,所以主徒會神父對於堂區的使命,只要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1949年至1960年間,他們負責的堂區,從北臺灣到南臺灣,甚至擴及東海岸。直到1960年後,主徒會神父離開華山堂、同安街南堂、民生西路堂,但仍繼續留守於基隆地區的聖堂,包括:文安里的耶穌君王堂、七堵的耀漢天主堂、基隆市信一路的聖母升天堂。

修會所負責的堂區中,其中有三個聖堂是由主徒會興建及全權負責的堂區:台北的長安天主堂、陽明天主堂,及高雄的萬福天主堂;這三座教堂的共同特色是──聖堂主體結構皆為中國式的建築。多年來,天主堂一直給人西方建築的印象,但以基督思想為體、中國文化為用的主徒會,在設計教堂時,自然地將這個觀念注入教堂藍圖中。而這個做法對於將天主教歸為「洋教」的人,多少有一些釐清的作用。

以長安天主堂為例,聖堂落成後,很多人以為這座建築物可能是一座廟宇,而對面那座西式的基督教堂才是「長安天主堂」。佔地不大的長安天主堂位居台北要道,路過的人車極多,時間久了,很多人發現這裡是天主堂,而逐漸改變對天主教的印象,原來教堂並非一成不變,必須是「西式」的,而信天主教的人也不一定非要「西化」不可,這或多或少可扭轉天主教是「洋教」的成見。此外,聖堂佇立在台北最有名的夜生活圈裡,卻沒有受到周遭聲光的影響,不論環境變化多大,始終反映天主教的神聖寧靜,在萬丈紅塵中訴說著天主的臨在與永恆。

至於座落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陽明天主堂,從空照圖上看,構圖尤其美麗,成為許多遊客的駐足點,讓不認識天主的人走近教堂,也走近天主。當年這個聖堂曾為美軍顧問團的駐台工作人員提供牧靈服務,讓離鄉背井的人在此感受天主的臨在與慰藉。1995年堂區舉行了第一屆聖體遊行,此後,這座以耶穌聖體為名的陽明天主堂,每年的聖體遊行總吸引北部地區不少教友的共鳴,讓基督的愛透過行動散發熱力。

三、走過馬來西亞半世紀

在台灣的工作就緒後,主徒會神父接到來自馬來西亞的邀約,巴黎外方傳教會古松神父(Fr. Cuzon)希望派遣中國神父到彭亨州接掌文冬公教中學。因此1957年主徒會神父來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是一個語言文化多元的社會,對整體福傳工作是一種無形的阻力,以彌撒為例,主徒會神父的主要對象集中在華人圈,但必須使用基本要求的英語,這對不諳英語的人自然形成隔閡,而且,使用不同語言的團體往往有明顯的排他性,容易造成不同團體的孤立。主徒會為華裔服務的使命,在這個環境中,勢必要面對挑戰。

文冬的福傳起步:文冬屬吉隆坡教區,是地理位置偏遠的郊區小鎮。神父們最初來此的工作重心在於教育,可是隨著學校的發展,他們在這個小鎮上耕耘出一畦福田,在教育及福傳方面都出產豐富。或許小鎮的安定與單純生活,有利於堂區的發展,而主徒會神父的教育理念與福傳精神也是建立團體的主力。

從事教育的神父們所關注的不止於教學,更涵蓋學生的整體生活面,當時「全人教育」的概念尚未普及,而他們已將這個理念付諸行動了;所以,他們的工作範圍不僅在校園裡,也擴及堂區。神父們引領一些年輕的非教友同學加入教會團體後,讓年輕人的活力揮灑在信仰生活中,將自己的信仰體認分享給更多的人。在各種努力中,神父個人的神恩對教會發展也充分發揮作用,如深諳樂理的馬海聲神父在堂區以音樂組織青年團體,為堂區累積能源力量,又以人生哲學講座的方式吸引不少人加入教會。

文冬的堂區發展穩定,而這個地處邊陲的小鎮也長期保持原貌。這裡不太容易轉換新局,可能因為也像其他小城鎮一樣,許多年輕人在此完成學業後紛紛轉往大都市發展,很少人留下來建設當地社會,一個缺少新血注入的地方,變化自然不大。所以,主徒會神父們在保持固有工作的同時,開始思考向外拓展的必要。

八打靈的新興發展:在吉隆坡八打靈堂區推動興建教堂工作的神父因年歲已高,而將建堂的重任交給主徒會神父,由黃怡川神父肩負起建堂重任,工程自1974年開始至1988年終於完成。而八打靈依納爵堂的堂區信仰生活也在這漫長的建堂過程中,在主徒會神父的照顧下逐漸茁壯。

這個有七千教友的堂區教務循雙線發展,培育成熟教友的「基信團」每十五至二十個家庭為一個基信團,分中文、英文組,而召募新血的「慕道班」,保守估計每年至少五、六十人領洗,最高也曾達到一百二十多人。至於主日學更有一千二百位孩子,中文班四百人,英文班八百人,從幼稚園到高中分組上課,上課時間必須做好規劃,否則教室不敷使用。從堂區這些統計數字來看,清晰可見主徒會透過堂區對當地社會的貢獻,因為堂區教友也是社會的一份子,教友的信仰生活對社會生活不可能沒有影響。

雖然八打靈聖依納爵堂是獨具華人特色的堂區,但注意族群融合的主徒會神父,對使用不同語言的人極為尊重,避免任何較弱勢的團體受冷落,譬如舉行堂區會議,中文組及英文組分別開會,不為簡化工作而挑選其一,雖然這會造成神父工作量加倍,但也可避免任何團體受語言之限而被排擠。在這個大都會的堂區裡,牧靈方面的需要有別於鄉間堂區,堂區教友中有專業知識與服務熱忱者甚多,他們對精神層面的要求也相對地較多,可是這些要求加深了堂區的互動,讓堂區不僅有家的溫馨,也讓人體會到這裡是天主駐守的地方。

四、跨足印尼一甲子

早在主徒會仍居大陸,而會士的步履漸行漸穩時,會士們在團體分辨中意識到,修會不能只滿足於週遭環境,為華人福傳的修會神恩可以造福更多人,畢竟海外還有許多不認識天主,或因文化語言的隔閡沒有機會接觸教會的華人。另一方面,可能也受時局動盪的影響,因此修會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思考擴大服務範圍問題。在這樣的省思中,修會接獲了來自印尼的邀請。原來,曾在北京學習中文的荷蘭籍神父王樂普,暫住主徒會北京會院時,知道主徒會的修會特質與神恩,他發現印尼的福傳工作中需要華人神父,自然想到主徒會神父。

從坤甸出發:1948年,首批成行的六位主徒會神父抵達印尼婆羅洲的坤甸,準備前往堂區照顧當地的華人。在與教區簽訂合約時,由於之前沒有這種合作經驗,修會對於工作範圍及神父生活等問題並無周詳考慮,所以初來乍到的主徒會神父,在沒有足夠資源的情況下,不僅物質生活艱苦,工作也不易施展。但本著教會一家的胸懷,純粹為華人服務的出發點,神父們努力設法克服各種困難。經過一段時期的了解與適應後,神父們注意到,華人教務在堂區不是重點工作,所以福傳效果不如預期。這層認知使他們萌生了興辦學校的想法,期望以提升教育層面來服務華人。後來,主徒會在當地所辦的數所學校不僅為華人,對當地社會也貢獻良多,教育工作的成效,顯示當初另作選項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雖然重心由最初的堂區轉為學校,但在學校服務的神父,一直是以學校與堂區並進的方式投身當地教會。印尼因成人領洗的教友人數快速成長,每隔幾年就會增設堂區,華人福傳工作也相對地大量增加。1984年,原在雅加達擔任華人福傳的神父去世後,為繼續這裡的華人工作,主徒會神父受邀協助堂區工作,正式闢出堂區服務的園地,也成為坤甸之外的另一個出發點。

加入雅加達福傳行列:後來主徒會神父接到雅加達總教區之邀,這時修會在接管堂區時,並沒有凸顯修會所重視的「華人」福傳,而是以「窮人」為優先,特別選擇在比較貧窮的地區向不認識基督的人福傳。可能所選定的地方地理位置不理想,淹水情況嚴重,長期下來,神父們一直無法克服天然環境的挑戰,最後還是退出了教區主教派任的堂區。不過這個行動只意謂退出指定堂區,並沒有停頓長期以來的華人牧靈。

早期主徒會在坤甸、棉蘭、瑪郎的學校中受教的學生,畢業後很多人加入教會,而且在教會中或社會中都屬精英份子,他們雖散居各地,但與教導過他們的主徒會神父保持聯繫,邀請神父到他們所屬的堂區照顧華人教友、非教友。2002年,雅加達總教區猶利斯樞機正式委任主徒會神父,負責雅加達教區華語教會﹙屬人﹚的工作,不過屬人的教會團體凡事須配合相關單位的規定,只能依現況,不易按真正需要執行。所以主徒會神父期望有全權負責的堂區,可為華人福傳做出整體考量及具體規劃。

在印尼的排華環境中,華人自成團體舉行華語彌撒是否會分散教會力量?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許多華人在本堂很活躍,他們因本堂神父來不及照顧那些受限於語言的教友,而為渴望參加華語彌撒的人另作安排,透過華人的思想和語言去體認天主,讓基督信仰融合中華文化滋養他們的心靈。這些用心反而使人加深信仰,更投入教會團體,而且也擴大了華人福傳的層面,因為有些非教友華人看到教友的華語彌撒,感受到語言的親切感而開始走近教會團體。所以,主徒會的堂區工作重點並非堅持華語彌撒,但發現華語福傳反而有利於社會的共融,也就在這方面特別著力了。

五、流動生命的驛站

天主駐守在人間,讓這些地方成為與祂相遇的場所,讓祂的子民經驗生命的成長,享受共融的溫馨。主徒會會士和許多被天主揀選的人一樣,在這些地方預備天人交會處,不論交通是否方便、物質是否充裕,他們努力適時答覆天主的召喚。

在主徒會神父負責的堂區裡,未必以領洗數字或活動多寡做為信仰生活的指標,也不特別強調新穎突出的傳教方法或現代化的工具,他們默默地留守在天主駐紮人間的堂區,使天主子民在平淡無奇的日子裡經驗到與主相遇的喜樂平安,在大多數人都是如此過一生的平凡人生中,不斷地帶領人走向信仰的高峰。

文化福傳向來是主徒會所重視的,所以,他們用心地讓堂區建築設計樸實而不簡陋,因為這裡是天主臨在的神聖殿宇,讓堂區聚會時刻單純而不因循,因為這裡是天主子民和睦相處的地方。他們鍥而不捨地,讓天主紮營駐守的地方成為傳遞信仰的驛站,讓聚會於此的人在傳承與創新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