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訴──法國德雷福斯事件平反一百周年

高明義

人類最大的災禍之一,就是無端被陷害,遭判罪刑,在黑獄中煎熬。當人被污蔑時,親友遠離,得不到任何的救援與尊重,似乎天主已遺棄了他們。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特別容易落在少數民族及窮人身上。有人統計,在美國廿五歲到廿九歲的男性黑人,幾乎有四分之一曾有被逮捕、拘禁或被判刑的紀錄。人權不被尊重的國家,可想像比例會更高。

十九世紀末葉,在歐洲有二件轟動全球的刑案,一件發在法國,另一件則在英國。前者是公元1894年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叛國事件,後者是1895年的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性醜聞事件。前者影響後世極大,1905年法國國會被迫通過政教分離法,德雷福斯也曾被譽為「拿破崙死後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是出生在法國阿爾薩斯(Alsace)的猶太人,祖父是個嚴守猶太戒律的肉販,父親則從事紡織製造業。1870年普法戰爭,普魯士軍隊經過他家,激起僅十歲小孩的愛國熱忱,促使他長大以後從軍。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猶太教徒,也是忠誠的愛國者,拉比們鼓勵他們同化在「法國大家庭」中。所以在法國戰敗後,他們仍選擇做法國人,沒有攀權附貴做德國人。1880年德雷福斯自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畢,1882年入伍服役,逐年晉升至陸軍炮兵上尉,上級評語是「知識豐富而好學,記憶力極好,領悟力強」,1890年考入法國高等軍事學校就讀,1892年畢業,在81名畢業生中排名第九,遂順利進入參謀本部工作。在參謀本部的軍官中,德雷福斯是積極進取、有野心、有錢而生活舒適的新人。而猶太人血統的原罪,引起同事們的妒忌與歧視。

法國在普法戰爭後,在參謀本部成立統計處,負責間諜與反間諜的情報工作。1894年9月,該統計處負責人亨利上校,獲得一件德國駐法大使館武官史瓦茲科朋(Schwartzhoppen)的情報文件,但已被撕裂成六片,經拼 凑黏貼後,顯示出是一件重要的情報,出賣法國關於120毫米口徑野戰砲水力閘及其運作,掩護軍隊,炮兵隊形調整、馬達加斯加及野戰炮發射手冊等文件資料。亨利上校當即呈報上級桑德赫爾上校(J. C. Sandherr)及陸軍部長梅西耶(Auguste Mercier)將軍。並由筆跡鑑定專家培帝龍(Alphonse Bertillion)鑑定。培帝龍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隨即鑑定出該文件的筆跡與德雷福斯的筆跡相符。於是14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被傳喚至陸軍部應訊,簡單偵訊後,被諭命收押禁見在巴黎的監獄。德雷福斯後來回憶:「我被關在一間沒有窗戶的獨居房,不許和家人接觸,沒有紙、筆、墨水。最初幾天,他們把我當成已判刑定罪的犯人看待。我在牢房裡來回踱步,用頭撞牆壁。」「我從來未寫過那封信,雖有幾個字很像我的字跡,但絕不是我寫的。而信的內容,完全與我無關。」「我來自抗議德國占領的阿爾薩斯為我的國家服務。」

德雷福斯被控叛國罪,他犯了軍人最卑鄙無恥的罪行,為了金錢,他出賣他的祖國。事實上德雷福斯若是真的賣國,所得的酬勞,比猶達斯出賣耶穌的三十塊銀元還少。為了德雷福斯家族的聲譽及德雷福斯的身體自由,他的家人不惜投入鉅額財產,找了一個好律師──德猛熱(Edgar Demange),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友,也是法國陸軍的支持者,但不是反猶太主義者。

189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軍事法庭開庭審訊。雖然十九世紀90年代法國的民事法院的布置已無宗教聖像,但此時的法國軍事法庭仍然捍衛著天主教的傳統,法官席的牆上懸掛著十字架苦像,直接面對被告(1905年法國國會通過政教分離法,十字架苦像才取下,政教分離的主因即是德雷福斯事件)。

雖然1894年12月19日至21日連續開了三天的庭,但一切均為虛應故事,聊備一格,過過堂而已。22日軍事法庭判決德雷福斯有罪,處無期徒刑並公開拔階,還要負擔訴訟費用1,615.70法郎(台灣的法律,刑事被告不負擔訴訟費用)。1895年1月5日在德雷福斯的母校高等軍事學校公開舉行拔階儀式。當天是猶太人的安息日,圍觀的群眾超過二萬人,歷時十分鐘,觀眾不斷吶喊:「猶太人該死!」記者描述:「高大的執行者將被告的軍刀放在自己的膝上,快速拍打,將軍刀一分為二。軍刀脫落地上,與其主人同亡,永蒙恥辱。」還有記者寫道,是場「猶達斯的遊行」,比「斷頭台更剌激」的奇觀。

德雷福斯宣判執行後,法國國內一片叫好聲,異口同聲表明:贊同、安心、滿足與喜樂,一種勝利、復仇的超級快樂。激進的公正報記者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後曾任法國第三共和的總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巴黎和會上大出風頭,有「老虎總理」稱號,與顧維鈞的「小貓」相呼應)批判德雷福斯:「他沒有親戚,沒有妻子,沒有子女,對任何事物都沒有愛,沒有人與人或人與動物間的關係,只有污穢的心靈,一顆卑鄙齷齪的心。」甚至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份子,也未公開表示他們相信德雷福斯是無辜的。

1895年4月德雷福斯被解送至法屬蓋亞那的惡魔島(Devil’s Island)執行無期徒刑,這裡以前是麻瘋病人的集中營。他在日記寫著:「肉體上我還強壯,一顆清白的良心給予我超人的力量。我的良心支撐著我,我的理智告訴我,真理終將獲勝,光明無法永遠被遮蔽。」「我孤獨地過著囚犯生涯,只有我的思想與我為伴。好幾次幾乎發瘋。但想起我的妻子,我對子女的責任,我便激起勇氣消除此念頭。」

德雷福斯的妻子及弟弟雖然不停奔走營救,但不見生機。直到1898年1月13日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在震旦報上發表給法國總統的公開信〈我控訴〉。左拉知道如果出來伸張正義,將會和勢力強大的法國軍方對立,必遭到抹黑打壓、身敗名裂,但他仍不惜與法國軍方為敵。一百年多年後,重讀這篇文章,不能不油然佩服作家左拉的勇氣及智慧。他寫道:「德雷福斯事件就是陸軍事件,參謀本部的一名軍官被同僚舉發,在上級的壓力下被判罪。如果他沈冤得雪,參謀本部全體軍官便須認罪。因此陸軍運用任何方法──在新聞上操弄、暗示及各種方法──袒護有罪的人,而判無罪的德雷福斯有罪。一些軍官運用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像力、鄙劣的警察手段,審判官與暴君式的方法,竟未受到處罰。他們用軍靴踐踏國家,藉口國家利益,將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吞入他們的口中。」「在提出控訴時,我明白將負誹謗罪,但我故意使自己置身在這些法律下。」「我控訴的人,我並不認識他們,我從未見過他們,與他們沒有恩怨。對我來說,他們只是一個實體,只是一群為非作歹的化身。我只有一個目的: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凡人均有權享受幸福。」

左拉求仁得仁,陸軍部長果然提出告訴。左拉及震旦報的負責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併科罰金三千法郎。左拉對控告他的軍方說:「你們用劍保衛國家,我們用筆也保衛國家,而且只有維護公平正義,才是保衛國家的最基本方法。」左拉不屑坐牢,他逃了,流亡到英國繼續寫文章,用筆保衛國家,批判不公不義的當道,他說:「如果你關閉了真理,縱然埋藏它,但它仍會成長,而且凝聚暴發力,然後向四面八方爆炸。」

左拉的炸彈引爆了。1899年6月3日法庭判決:1894年德雷福斯有罪的原判決撤銷,由新的軍事法庭更審。二天後,左拉自英國返國。而在惡魔島服刑四年的德雷福斯也在6月9日搭船回法國。同年9月間,新軍事法庭雖仍判德雷福斯有罪,但認為「犯罪環境特殊,情狀尚堪憫恕」。9月19日法國總統特赦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仍再接再勵,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判決德雷福斯無罪,恢復軍職,同月20日德雷福斯被晉升為陸軍少校,1907年退伍。

1998年1月13日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左拉發表〈我控訴〉一百周年發表公開信,承認「正好一個世紀以前,法國經歷了一場嚴重的危機。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鋒口,分裂了法國社會,分割了家族,將國家分成敵對的兩個陣營,彼此以暴力互相攻擊。它是個嚴重的司法錯誤,可恥地出賣國家的原則。但是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抗拒那些卑鄙軟弱的謊言。左拉喊出了他的名言:我控訴。我們永不忘記一位偉大作家的勇氣,他歷盡艱辛,不顧自身的安危、名譽、甚至生命,運用自己的才能,執筆為真理服務。」20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冤獄平反一百周年,法國總統席哈克在紀念會上,除推崇德雷福斯外,並諄諄告誡其同胞應慎防法國至今猶存的種族歧視與不寬容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