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德紅的號角

高明義

基德紅(Gideon,另譯基甸),意思是「以受傷之手」,他是以色列第五位民長(Judges,另譯士師),除撒慕爾以外最重要的一位民長。

根據舊約民長紀(另譯士師記)第六至八章的記載,基德紅首先以拆毀巴耳(另譯巴力)的祭壇,為天主築壇獻祭,贏得聲譽,人稱其為「耶魯巴耳」,亦即拆毀巴耳祭壇者。後來打敗米德揚族(另譯米甸),使以色列民過著四十年歌舞昇平的生活。聖經說:

上主的神充滿了基德紅,他一吹號角,便有二千人應召來跟隨他,他便留下三百人,其餘遣回。他把號角和空罐交在三百人手中,而火把則藏在罐內,三百人一齊吹號角,打破罐子,左手持火把,右手拿著號角吹,並大聲喊叫:「刀劍為上主,為基德紅」襲擊米德揚軍營。敵人在夜間睡覺中忽聞號角聲。忽見許多火把,以為大軍來侵,因而四散奔逃。並且自相殘殺,終至潰不成軍。

這是發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紀中葉的歷史故事,在世界各地流傳著,人們習慣將基德紅與號角劃成等號。三千年後,一位大半生在牢裡度過的微賤罪犯,五十一歲的白種人--基德紅,竟再度拿起號角猛吹,聲音響徹整個美國司法界。理由很簡單,基德紅說:我窮,請不起律師,所以得不到公正的審判,想不到居然驚天動地的創造了一件判例。這是另一則有名「基德紅號角」的現代版,在司法界流傳,紐約時報記者安東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將整個案情寫成Gideon’s Trumpet一書(中譯本:李伯恬譯《基甸的號角》)。

現代基德紅的號角是這樣吹起來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收到一件自佛羅里達州州立監獄受刑人署名克拉倫斯•厄爾•基德紅的上訴狀,這件狀子是用鉛筆寫在監獄所發給畫有橫間格的信紙上,很明顯的違反聯邦最高法院的規定,呈遞該院的書狀應以打字繕寫,且需送四十件,始為受理。但基德紅的上訴狀,符合貧民身份,在聯邦各級法院提起訴訟,無需遵循正常手續和程序,也不必繳納費用,所以聯邦最高法院受理了。

基德紅在狀子說,他被指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意圖行竊」,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定讞,目前在監獄服刑中。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一州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與財產。」他在佛羅里達受審的程序,明顯違憲,因為他曾聲請法院指定一位律師為他辯護,法院竟置之不理。

實際上,基德紅的理由只對了一半,在此之前,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並不絕對保證所有刑事被告在各州法院受審時一定可以得到法院指定律師的協助。根據憲法,只有在法院確認如不給予律師為被告辯護,將陷於不給予被告最公正的判決情境下,始准被告有律師的協助。通常一個貧窮的被告一定要證明被法院「特殊環境」所迫害。所謂「特殊環境」是指被告本身是文盲、愚昧無知、精神疾病或案情複雜等等。但基德紅並未舉證證明他有被「特殊環境」所迫害情事。

惟一做過美國總統﹙一九○九∼一九一三年在任﹚及聯邦最高法院院長﹙一九二一∼一九三○年在任﹚的塔虎脫﹙William H. Taft﹚曾說:「聯邦最高法院的目的,是專為全國民眾的利益,來解釋和保護一切法律的原則,並為公眾的福利而解決一切有關憲法以及其他的重要的問題。」自一九四二年貝慈判例﹙Betts V. Brady﹚成立以來,美國法學界對於聯邦最高法院不准刑事被告在各州法院受審時,享有法律協助的絕對保障,持批判性的反對意見,而且論調越來越激烈,甚至連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也主張改法更張,撤銷貝慈判例。

基德紅點燃了火花,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上訴案卷送華倫院長﹙Earl Warren 一九五三∼一九六九年在任﹚手上。同年六月四日聯邦最高法院決定基德紅上訴案件准予言詞辯護,爭點是:貝慈判例是否繼續維持。同時,華倫院長並指定猶太裔的名律師佛特斯﹙Abe Fortas﹚為基德紅義務辯護。佛特斯律師喜愛鑽研刑事法的法理與哲學,而非刑事法的應用,他已經嗅出大環境變化的趨勢,顯然對基德紅有利。

佛特斯律師堅信:律師要給予刑事被告各種協助,對於公平的審判,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即使一個學養有佳,經驗豐富的律師,在自己涉及刑事案件時,也不願為自己辯護。刑事被告自被逮捕時起,應有在任何時間與律師討論案情,得到協助的權利。

經過開庭,兩造攻防辯論,激起了無數火花,有時連大法官也參與詰問,終於辯論終結,大法官們形成了心證。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宣判,由最資深的大法官布萊克﹙Hugo L. Black 一九三七∼一九七一年在任﹚擔綱宣讀判決要旨。

布萊克大法官出生於南方的阿拉巴馬州,僅大學畢業,並無傲人的學歷,早年參加三K黨,在擔任聯邦參議員期間,一九三七年他五十一歲時,基於政治及地域因素的考量,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聯邦大法官﹙羅斯福擔任十二年的總統,先後任命九位聯邦大法官,布萊克是第一位﹚。雖然布萊克被人攻擊是一個種族主義的信徒,但換了位子後,竟換出一副好腦袋,任職聯邦最高法院有超凡的表現。他曾寫出充滿基督精神的判詞:

「在我國的憲法體制下,法院是防風避雨之處所,是庇護的場地。假如失去它,無助者,弱小者,不妥協於偏見者,受群情激憤迫害者,將受苦難。」

布萊克大法官法相莊嚴,以和緩但鏗鏘有力的語調娓娓道出: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正當程序是一個比『權利法案』中之具體條款更具柔性和靈活性的概念,在貝慈案的特定事實和條件下,依據『普遍和基本的公正理念』,拒絕指定律師並未達到否定正當程序的程度。

「憲法第六修正案規定,在所有刑事訴訟中,被告享有獲得律師辯護之權利。應解為聯邦法院必須向無力聘請律師的被告提供律師,除非被告理智地放棄權利。

「重新回顧先例,我們僅在恢復為確保公正司法機制而確立的憲法原則而已。

「在我們刑事訴訟的對抗機制下,對於任何無端被涉入訴訟,因貧困而無力聘請律師的被告,除非法院為其指定律師,否則就無法確保他獲得公正的審判。

「政府指派律師代表公訴,被告聘請律師辯護,表明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在他國,被告獲得律師辯護的權利,不被認為是公正審判基本的權利,但在我國,它是!如果窮人在被訴犯罪時,在沒有律師辯護協助下,不得不獨自面對公訴人,公正審判的崇高理想就無法實現。」

於是一九四二年貝慈判例被撤銷了。基德紅案發回佛羅里達法院更審,基德紅終獲無罪釋放。佛特斯律師也於一九六五年被詹森總統任命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一九六五∼一九六九年在任﹚。

現代版的「基德紅號角」,證明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一個貧賤的慣犯,也有機會到全國最高的法院打官司,獲得權貴們的垂青,改變了不公不義的法律,這才是真正的基督精神!

而我國呢?俟河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