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瑪塢的流離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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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瑪塢是主徒會在宣化縣的母院名稱,意在凸顯與主相遇的這段旅程。當年會院成立時,思高版的聖經尚未出版,因此「愛瑪塢」雖取自聖經中「厄瑪烏」的故事,但與今日普遍使用的中文聖經譯名不同。為保留修院的歷史意義,當年母院名稱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華北的教友村和修道院

愛瑪塢會院一九二八年始建於宣化縣(清朝時稱宣化府),當時屬於察哈爾省,今日已劃歸河北省,宣化縣也改為宣化市。在這裡設修院,可想而知,是答覆華北地區蓬勃的聖召,因為大家都知道,華北許多教友村幾乎可以和修道院劃上等號,當然,熱忱的信仰造就成功的修道聖召似也是自然的結果。所以,愛瑪塢修院成立後,不少有志修道的年輕人在這裡加入了主徒會。

隨著時局的動盪及歲月流逝,在物換星移中當年的會士逐漸凋零,目前碩果僅存的只有今年八十八歲的劉文惠神父,他和當年華北許多神父一樣,生長於教友村,他的家鄉--屈家庄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五是教友。一九三三年他進入愛瑪塢小修院,與他同時一起進小修院的有五人,當時許多小修生對於聖召是什麼,其實並不真正明白,進入修院是為了讀書,因為在那個時代修院是求知的最佳場所。

愛瑪塢的讀書生活

在宣化縣的愛瑪塢會院有兩座庭院,一座是初學院、大修院及神父會院,另一座是小修院,小修院可容納五十多人,包括小學五、六年級到初中一、二、三年級的修生,課程方面除拉丁文之外,其他科目與外面普通學校一樣。一九三五年,恆毅中學正式成立,小修院的課程方面有了更完善的規劃。

劉神父入小修院時的院長李之仁神父特別恭敬聖母,李神父編譯了一本祈禱手冊:《救靈寶筏》,將「又聖母經(母后萬福)」略加更改,變成可以詠唱的中國音調的聖歌,這對小修生來說當然也有影響。劉神父說,後來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刻,他特別依靠聖母而走過人生最痛苦的旅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入侵中國,愛瑪塢的五十多位小修生的物質生活雖比從前苦,但讀書沒有太大影響,恆毅中學雖然被迫停辦,但仍可以照常唸書,按照既定的計畫,修會禮聘一些老師,協助修生們在小修院完成初中三年的學業,之後再轉往北京輔仁中學繼續高中課程,畢業後再返回宣化愛瑪塢修院,加入初學,發願後正式攻讀神哲學。

混亂的時局,到哪裡去都一樣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的主徒會會士面臨了生命中最關鍵性的抉擇,就是留在國內或遠走他鄉。當時政局混亂,到處兵荒馬亂,每個會士得隨時做好避難的準備,選擇留下來的神父不多,而劉文惠神父是其中之一。為什麼沒有和其他會士一樣逃難他鄉?劉神父說,他認為混亂的時局走到哪裡都一樣,所以就以不變應萬變地繼續留在北京了。

在政權限制下,留在北京的會士生活開始變調,他們雖保有會士身份,但被納入社會框架中,會院不再是神職的專屬團體,不能有公開的神職生活及行動,必須服從政治動向。為因應變局,主徒會副總會長尉寶山神父將自己家人經營的製藥廠設於會院內,讓會士們白天在藥廠工作,晚上祈禱默想,保持聖事生活。神父們不能有外在的福傳行動,便化明為暗,私下為教友服務,鼓勵大學生的信仰、進行聖母軍活動等。

神父們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禱」的生活方式雖與他們原先的修道生活有落差,然而在挑戰中的蟄居與沈潛,無形中為他們奠定了厚實的信仰基礎,在面臨更大的考驗時,這股信仰的力量將發揮到極致。

突如其來的紅潮摧毀了修院的屏障

白天工作晚上祈禱的日子也未能持久,而且,最初的限制與日後的煎熬相比,可能還算是輕鬆的。當文化大革命開始風起雲湧地在全國各地串連時,北京會院原先維持的宗教生活,終於被徹底瓦解了。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下旬,有一天,會院中無預警地湧進一群紅衛兵,他們強行將所有會士軟禁在一間房內,集體監控,更肆無忌憚地砸聖像、扔祭衣、毀祭台、撕經書。長期在愛主愛人薰陶下生活的會士,何嘗見識過人性的醜惡,更沒有被如此粗暴對待的經驗,只能任由這些年輕人恣意妄為。

家被抄了,人遭禁錮了,接下來就是被驅逐的命運。在北京會院的會士,包括副總會長尉寶山和六位神父,全數由紅衛兵押著,分別遣返各自的家鄉,接受勞改。頓失安居之所的會士們,心中的痛不是失去會院的屏障,而是面臨人性邪惡的囂張卻不能力挽狂瀾。

返鄉不是衣錦榮歸,而是被押解的人犯

被遣返回家的劉神父家中只有老母親,便與母親同住,白天與其他農民一起下田幹活,晚上被迫與八、九十個被列為「地、富、反、壞、右」的份子一起開會,神父被批判的罪狀是「反動天主教神甫」,應予以監督勞動。在天天被責罵、事事受威脅的生活中,沒人知道別人心中想什麼,到處瀰漫著肅殺的氣氛。劉神父說,當時心中充滿恐懼,不知道別人會有什麼不利於己的行動?不知道下一步會面臨什麼?不知道這種情況要持續多久?心中除了害怕,再沒有別的了。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不正義指控,劉神父學會了沈默以對,一切保持低調,他知道不能跟任何人分享任何事,在這種環境中,事理絕不會越辯越明。就這樣日復一日地,白天做工晚上開會,天天挨罵,飽受威脅。在不斷的精神折磨中,心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可怕的日子趕快結束,但唯一的希望也常被囂張的氣焰所壓縮,劉神父常聽他們說:「別想很快就過去,告訴你們,永遠不會結束的。」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讓人很難對未來抱任何希望。可是,雖然一切都是未知數,但神父深信錯謬的年代不會持久。

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

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磨難下,儘管身心備受煎熬,但無論如何,信仰得穩住。早晚課是神父每日必做的作業,在任何境遇中絕不缺課,經文早已熟記心中,沒有經本也可背誦祈禱。劉神父說,從羅馬傳信大學獲神哲學博士返國,在宣化總修院任教的夏神父,於1949年造訪北京會院,勸劉神父背熟拉丁文的「聖母彌撒」經文,一定沒有壞處,後來果然在很多時候都用上了。

勞改那些年當中,劉神父仍隱密地自己祈禱,自己念玫瑰經。他就這樣維持信仰生活。但與其他會士一同自北京被遣返家鄉的裴尚德神父,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在信仰的堅持中不願錯失任何傳播福音的機會,結果在鄉間繼續他的牧靈服務時,遭逮捕下獄,被判刑二十年,在獄中承受更嚴峻的考驗。

「我們連在磨難中也歡躍,因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羅5:3-5)對經歷過文革洗禮的神父們而言,這段聖言不只是默想題材,更是生活的寫照,所以雖然外在形體受辱,但心中的希望卻生生不息。

重返北京的喜悅

當政府的「落實政策」啟動後,一九七八年,被迫返鄉的會士們紛紛重返北京。劉神父回憶當時會士重聚的情境,他說,當他和後來(一九八九年)被祝聖為北京總主教的裴尚德神父見面時,心中的欣喜難以形容;彼此共同分享十二年來的生活際遇與信仰的堅持,這一切不是夢境,而是充滿血淚的真實與深切。

原先會士們工作的藥廠早收為國營,被充公的會院不可能歸還了,因此神父雖能回藥廠工作,但只能和其他員工住在工廠宿舍。劉神父被要求夜間留廠,看守車間,他獨自一人,有了自己的空間,而這是祈禱的最佳時刻,也是一天中最愉快的時刻。這時,雖然神父們不能公開行聖事,但可以受邀到教友家做彌撒;後來有修女帶去中文彌撒經本,也解決了沒有經文的問題。

有人知道劉神父是神職人員,懂得英文,便邀他教英文,但他以自己從前所學為韋氏音標,和後來通用的國際音標不同為由,而加以婉拒了。為什麼不教英文?劉神父笑著透露箇中原委:因為要他教英文的是幹部,所以他找了個理由搪塞過去。

旅居聖城羅馬

在生活轉折中,劉神父想不到後來會有更佳境遇,他竟然有機會前往羅馬探親,因表弟唐志明神父當時正在羅馬的主徒會剛恆毅書院工作。當時也不知是什麼原因,辦理出國的手續出乎意料的順利,不久即成行,這是他初次出國,而且要獨自行動,但他沒有任何掛慮。被問到為什麼當初選擇留下,這時卻又選擇離開,劉神父語帶詼諧地笑答:「因為吃苦吃夠了嘛!」

在羅馬十年的歲月,不再是流離不定,而有生命中意想不到的豐富。能夠來到羅馬聖城,在教會的中心地,不僅見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能與他共祭,實在是劉神父生命中最大的驚喜。多年來他以為這個心願只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奢望,絕沒想到竟然是在有生之年得以實現的願望。不知劉神父的經驗是否也讓人體會到,不論面臨何等苦難,只要渡過生命的低潮,不久就會到達生命的高峰?

初訪台北的愛瑪塢會院

二零零一年,劉神父離開羅馬,他沒有回北京,更不可能回宣化的愛瑪塢,雖然愛瑪塢的聖堂和部分房舍仍在,但那裡再也不是當年培養過許多有志向學、有心修道的年輕人的園地。曾經有不少人在那裡奠下穩固的知識及靈修基礎,也在那裡有過無數個與主相遇的經驗。當年的愛瑪塢會院已不屬主徒會所有。

劉神父從羅馬到了台灣,主徒會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上的總會會院,名稱也是「愛瑪塢」。這裡曾設置了初學院,劉神父抵達台灣後不久,在這裡擔任初學導師。他認為,在耶穌的教導中,以身作則是重要原則,回顧自己的陶成經驗,當年導師及神師神父的穩重態度也讓人激賞與佩服,所以修道目標在於好表樣。至於文化差異及不同世代的生活差距,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對於與自己背景相差太多的年輕人,他著重自我管理。

這一路走來是否有過放棄修道的想法?劉神父說,從讀書起就一直有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信念,在小修院時李院長常講聖召,聖召之路就這樣成了。而勞改時養成時時祈禱的習慣,已是他的生活模式,所以無所謂放棄不放棄。當然,被迫返鄉的會士當中,後來轉換跑道的也不乏其人。

縱使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最痛苦的時刻如何度過?劉神父說,他看當時的情勢,知道這股惡勢力不會長久的。在無望中,他常盼望著、想像著,有朝一日在海外的弟兄會回來,大家再聚首。後來也確實有人回到北京,如當年到了馬來西亞的同學張九明神父,及在印尼福傳多年的院長李之仁神父。

神父們一定沒有想到自己的鐸職會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沒有經書、沒有餅酒,甚至連個人存亡都飽受威脅。但教友如無牧之羊恐怕才是神父心中最放不下的,神父最大的痛苦莫過於不准舉行聖事。而現實的無奈迫使有些人選擇像耶穌受審時的沉默以對,但也有些人不向現實妥協,敢於挑戰權威,像裴尚德總主教一樣寧願坐監。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苦的人,必然有著深沉的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各人的痛別人不一定能感同身受。被風浪無情衝擊的神父沒有把自己的痛苦經驗訴諸悲情,更沒有因持守信仰而驕矜,對於當年經驗,只是客觀陳述事情經過,但也不吝於展示傷痕,然後讓一切復歸平靜。

裴總主教及劉神父在風浪中維繫了信仰,也傳遞了主徒精神。雖然入會時會祖剛恆毅樞機已返回義大利,他們沒有見過會祖,但修會的教導使他們渡過了人生的驚滔駭浪。至於文化與歷史所遭受的摧殘,也總有人會為人間歷史留下雪泥鴻爪,這些歷史見證不也是天主臨在的見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