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七五話神恩

張少麟

前言

翻閱教會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同的時代,天主以不同的方式,召叫了諸多的聖人聖女,以不同的神恩去建設祂的教會--基督的奧體。聖方濟以貧窮的精神為天國作證,聖依納爵以特殊服從教宗的方式來愈顯主榮,真福德肋撒修女在被遺棄的人身上服侍了基督。而剛恆毅樞機主教也不例外,在當時充滿挑戰的中國教會裡,回應了一個不平凡的使命,在駐華宗座代表的職務中,為福傳中華播種耕耘。

(一)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教會被外界認為是一個充滿?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色彩的教會。其後遺症是來自於當初的「保教權」政策。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歐洲的教會也開啟了向外傳教的新頁。同時,在政教關係密切的年代,公教國家的政權也有傳福音的職責;因此,教廷將傳福音的使命委託給當時海權實力強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原先十六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二國對殖民地所擁有的傳教保護政策,純粹是為了協助傳播福音;可是在人為的因素下,卻演變成不斷追逐殖民權勢和利益的工具。中國傳教區先是在葡萄牙的保教權下;十八世紀,隨著葡萄牙帝國海上霸權的衰落,保教權又逐漸轉至法國手中。而鴉片戰爭後,法國將傳教自由、建立教堂自由等要求夾雜在不平等條約中。就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有了當時的傳教亂象。

其實,早在十七世紀初葉,教廷已深感自身受到西班牙、葡萄牙政權對傳播福音的一些負面影響,於是歷經長久商討和嘗試後,教宗額我略第十五世於一六二二年成立了傳信部(萬民福音部)。傳信部的成立主要是要從強權手中取回傳播福音的使命,使這神聖的使命不為政治所用,淪為權力的工具。

此後,長達三百年的時間,教廷努力擺脫一切政治的力量,卻屢遭強權所阻擋,遲至一九二二年,教宗碧岳十一世成功的派遣了剛恆毅總主教出使中國為首任宗座駐華代表,中國的教會才露出了一線曙光。

(二)

接獲任命的剛恆毅樞機,當時仍為主教。臨行前他拜別教宗、國務卿和傳信部長,當時的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殷殷叮嚀:「盡力實現《夫至大通諭》(Maximum Illud)的思想。最迫切的事就是,及早召開全國主教會議。盡速動身。上船前,切勿洩露身份,以後就無關緊要了。」從他們對剛主教的囑咐中,我們看到了列強的政治勢力之強悍,同時也看到了教會對傳福音的堅定精神與明智態度。

剛主教將他們的指示和通諭中的重要思想歸納成五點,記載於日記上,做為自己的理想和未來行動之方向:

宗座代表是純宗教性的,不應帶有任何政治色彩。

向眾人表示友善,不論中國官員或外國使節。絕對保持自主,不袒護列強的政治利益。屬於教宗,代表教宗。

聖座不務政治,政治卻有時進入宗教圈裡。這不過是偶然的,短暫的。

聖座在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政治野心,列強的政治和聖座毫無瓜葛。聖座關懷中國,切願中國強大起來,主張中國是中國人的。

教會稱為至公的,因為教會事業只是服務。教會應由本地人作主教為原則。但初創時期,外籍傳教士是不可或缺的。本地聖統制建立後,外籍傳教士知道自己任務完成了,應立即束裝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園地。

(三)

剛恆毅樞機在中國擔任宗座代表十一年的任期內,他一直積極地培育本籍的神職人員,而他的努力也終於促成本地聖統制的實現。他設立本籍教區、在上海召開第一屆全國教務會議、遴選六位主教到羅馬祝聖……,他所做的種種努力,無可否認,創造了諸多有利條件,為日後中國教會的聖統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然而,若要把基督信仰介紹給整個中華民族,只有健全的制度仍然是不夠的。因此,剛樞機心中有了一個更務實的計畫,他開始著手成立國籍修會。這個行動在當時確實是一項創舉。

有兩件事使他產生了成立一個國籍修會的想法。其一,在中國有一普遍現象,認為天主教是一個洋教,想要撕下這個黏貼已久的標籤,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有本地的神職,必然有助於改變民眾的印象。其二,教會需要有學識而精通中國文學的神父,剛樞機瞭解,學者在中國向來受景仰,享有崇高地位,但中國神父幾乎整個年輕時期都在學習拉丁文,晉鐸後又立刻從事傳教工作,沒有時間研究文學,而深度的文化修養對傳播福音是不可或缺的準備,為此,積極栽培具有本國社會領導階層文化水平的中國神父,實屬當務之急。

(四)

這個想法也恰好回應了《夫至大》通諭中的思想:「各教區修院,應當從事較目前所教的更多一些;理應尋覓一批優秀青年,使他們晉升為司鐸,但不要立刻去從事傳教工作,而讓他們去研究文學與科學。為達到這個目的,成立國籍修會是非常相宜的。」

剛樞機認為,虔誠而有學問的神父知道運用恰當而卓越的方法,把信仰的真理介紹給同胞,在教外人士之間也會受到尊敬。正如早期教會利用希臘哲人的哲學邏輯思想法則,把信仰介紹給西方的博學之士,同樣孔夫子與其他中國賢哲的思想也能成為真理的跳板,把中國人導向基督。理性之光應當為超性之光打開一條坦途。

一九二五年教宗碧岳十一世頒佈了《教會事業》通諭(Rerum Ecclesiae),這為剛樞機想要成立一個國籍修會更是一大鼓舞,因為通諭中更具體的提出:「應與本地文化及習俗相吻合的意願,建立一個國籍男性修會。」就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主徒會」於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式在中國的宣化成立,取名「主徒會」,為的是紀念基督派遣門徒做前驅,以準備人心承受基督的福音。

(五)

一個修會的成立,除了它的首要及普遍目的外,也必有其次要及特殊目的,所以教會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修會出現。一般而論,任何修會的首要及普遍目的,不外光榮天主、成聖自己,但其特殊目的,便各自不同了。主徒會的首要目的也與眾多修會一致,在於光榮天主及成聖自己,至於特殊目則為了向中華兒女傳播福音。而這雙重目的彼此相輔相成,也就是說,個人成聖是為達成福音之傳播,而福音之傳播也是會士成聖的方法與動機。

眾所周知,修會組成多出於神恩,而最完整呈現神恩的方式往往是透過會規與會憲。其實,神恩不容易形諸於文字,但若不以文字表達又很難說明白。主徒會的會規與會憲中也清楚反映了修會的特殊神恩:

為中華兒女傳播福音的職志

創立主徒會的剛恆毅樞機是駐華宗座代表,對於自己所派駐的中國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創會後,他期勉會士能矢志向分佈天下之中華兒女傳播福音,尤其是青少年及受壓迫的窮苦群眾。主徒會努力發揮這個神恩與要求,對海外華裔不遺餘力地加以關懷和照顧,同時,也樂於向本地民族傳播福音。

為中華兒女傳播福音是主徒會的職志,尤其以需要華裔司鐸服務的地區為優先,所以為散居各地的華裔僑胞服務,被視為修會之一項特殊責任。此外,對於本地聖召的培育也一直是修會的重點工作,以便逐漸建立以本地會士為主幹之會院。

熱愛聖體與效忠聖座的特質

就修會神恩而言,主徒會所一向重視的即「熱愛聖體並效忠聖座」,修會創立者深知「天主之鑒臨經由聖體與教宗,更具體地與吾人相處」。所以「熱愛聖體」及「效忠聖座」始終是修會的重要精神依據。

雖然剛樞機來自義大利,不過,這不是主徒會強調「效忠聖座」的主要原因。當年厄瑪烏的兩位門徒認出主基督後,連夜趕回耶路撒冷,向宗徒報告他們的體認;為此,主徒會士也經常注視伯鐸聖座,如聖安博所言:「那裡有伯鐸,那裡就有教會。」奉教會合一的精神領袖伯鐸為導師,因為地方教會不能與「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分離,而與聖座密切相繫是反映這真實合一的具體方法,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為中華兒女進行神聖的福傳工作。因為修會是為福傳中華而成立,但也是教會團體中的一份子,與聖座的關係是地方教會在整體教會內的直接表達。

主徒會士從宣揚至聖聖事的敬禮中,充分流露出「熱愛聖體」的一面。因為許多中華兒女尚未認識受難、復活的基督,而主徒會士「每天在分餅時認出祂」,這樣的經驗燃起熱愛耶穌聖體之心火,這股熱忱與力量是會士們以言行在教外人士中間傳揚基督的內在動力。

探討中國文學、哲學、宗教、倫理、傳統的要求

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中傳揚基督的福音,不能不具備良好的基礎及有效方法。因此主徒會士「在投入傳教工作之前,應先接受傳教學之薰陶,努力學習當地之方言、文字、宗教、習俗。其中美好精華之處均應加以重視,並技巧地溶於信徒生活中,使教會落實為本土教會,因而具備大公教會之特色。」(參會憲20)

鑽研中國的文學哲思、倫理道德,以便向知識分子傳播福音,是許多傳教士長期來所努力不懈的,為主徒會會士更是如此。聖保祿宗徒敢於雅典人前揭示未識之神,就因為他精通希臘文學。中國古代先哲,猶如那座無名之神的祭壇,可從孔孟或老莊出發,以求到達基督那裡。所以,每位會士終其一生,應盡力從事學術研究、牧靈實習,以及在職進修。

修會神恩要求紮根於中國文化,但另一方面,「每位主徒會會士,尤其導師或司鐸,至少應精通一種外語,俾便擴充研究領域,亦可翻譯護教書籍。」(會憲125)所以修會不偏頗或執著於某一個領域的研究,但「培育精通中國文學及聖多瑪斯學說之有聖德學者,以中國哲人之思想方式,把天主教之思想,正確地詮釋出來,進而使中華兒女更易接受福音」。深入中國文化,瞭解民族之良風美俗,而加以維護及提升,使其更趨超性化,也是會士努力的方向。

結論

在剛恆毅樞機的思想裡,若要歸化一個民族,首先要歸化的是其思想,這樣在福傳上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主徒會的神恩是以中華文化向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傳播福音,其最終的目標則是要達到「中國基督化、基督中國化」。為實現這神聖的使命,會士們投身研究中國文學、哲人的思想,創辦學校,從事教育工作,發展出版文化事業,此外,在牧靈福傳的行列中也不缺席。

在梵二後的今日,我嘗試在思索,向中華民族傳福音是不是主徒會唯一的專利?每一位平信徒對自己的同胞是不是也有這一份使命?誠如梵二告訴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在領洗時,即領受了司祭、君王、先知的職務。因此,每位基督徒都有傳福音的義務和使命。」

在主徒會邁入七十五週年之際,我祈願天主降福「主徒神恩廣傳、中華得蒙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