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記者的祈禱

雲波譯

一九九八年我進了天主教,讓我一些好友大吃一驚。這不是突然的決定或皈依,也不是一時的靈感。這是內心確定茁壯的結果、是經常參加天主教活動的結果、是一位神父好友苦口婆心講解教理的結果、是經過長時間反省思維而作的一個決定。

我相信,是我從事新聞記者採訪三十餘年的經驗,把我領上了這條皈依的道路。而這條路有時非常坎坷不平,因為我親眼見證過太多苦難,而新聞記者這一行是對任何事都抱懷疑態度的。

我當記者是由「西澳大利亞人報」、「時代報」,然後改為「前鋒報」服務。我作海外記者的第一任務是採訪1975年東帝文內戰的恐怖慘狀。後來我被調任採訪白宮。我曾經追隨過卡特競選總統行程。當埃及總統沙達特和以色列總理玻金簽訂歷史性的中東和平時,我就在白宮的草坪上。

之後,我去了倫敦。在愛爾蘭我目睹了種族暴動。我驚愕地看著英國海軍出發去福克蘭群島參戰。我親眼看到黛安娜王妃和查理王子的婚禮。我曾親耳聽到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爆炸聲,這次爆炸把一個軍樂隊的全體隊員都炸死。

我也去過波蘭,在華沙看到人們為領取作一條香腸的肉而大排長龍。我也去過以色列,巴勒斯坦難民曾用石頭砸了我的汽車。

上面我所提的這些事件,任何一件都足以叫一個人開始考慮人生基本的問題,譬如,人活著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人對人這麼慘無人道?人生的無常你不怕嗎?還有,到底有沒有一個天主?更甭提,有沒有來生了。

現在我要在時間上向後退一步,談談我精神旅程中的另一個催化劑。地點是在衣索匹亞一個叫「巴蒂」的地方。在這個山坡地約有兩萬人。他們都在等待死亡。他們坐在用破布所搭建的涼棚下等死。每天約有五十人過世。有十五個人正在挖一個萬人塜。他們已經埋了一千多死人了,大多都是小孩子。而且,每天會有新來的四、五百人加入等待死亡的長龍。為他們服務的只有兩位醫生和六位護士。他們只得採取戰場上選擇救傷的辦法:救助可能有救的人。巴蒂只是衣索匹亞大饑荒中眾多的饑民營之一而已。問題之大難以想像。從1983年到1985年,衣索匹亞一共死了一百多萬人,十多萬人永久殘廢了,有二十萬兒童變成了孤兒或被遺棄,兩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還有四十萬離家逃荒的難民!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所受的訓練就會發生作用,使我退一步客觀地、冷靜地,但是盡可能生動地用文字把巴蒂描繪出來:我說它是死亡之谷。這次報導和其他報導在墨爾本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並募得一百萬捐款,買得一架挖井機送給衣索匹亞。雖是杯水車薪,但總算對拯救一些生命有了貢獻。

我參加了「拯救孩子基金會」幫助募款。不過,自那時起,我不斷地問我自己:天主怎麼可能准許這樣的事發生呢?如果天主真的是至仁至慈的,這怎麼可能呢?特別是這些孩子們?我在大屠殺的第二天早上到了亞瑟港,看到斑斑的血跡,當時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天主呀,為了什麼呀?

我回到墨爾本,被亞瑟港事件攪得心神不寧。可是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真是偶然的嗎?我早就安排了要去訪問塔拉瓦腊隱修院,要住上幾天,為一份雜誌寫一篇有關西篤會隱修士生活的文章。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我發現隱修院院長和修士們也正為了亞瑟港事件而困擾,他們甚至破例暫停緘默規矩,開會討論他們的感受並為死者奉獻彌撒。這些活聖人們對我們的問題也拿不出答案來。我的神父朋友也是一樣。

他們的坦誠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們沒有試圖解釋不能解釋的問題。不過他們有信德。他們相信祈禱的力量。所以我跟他們一起祈禱,為悟徹而祈禱。所以我也一個人坐在橡樹下,望著那美麗蜿蜒的河流,為我自己祈禱。

西篤會的創立人聖本篤曾說過:「工作就是祈禱」。這句話給我很大的鼓勵,我覺得,東奔西跑作一個記者的工作,就是一種祈禱,而且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

這個歷程把我領進了教會,一個堅定的、永恆的、徹悟的和寬恕的教會。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我發覺我們不是對人生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沒有一個人有。只有天主才有。你可以用祈禱的方式跟天主說話。在祈禱中,你會找到安適。實際上,這就夠了(選自" The Good Life:Stories of Faith an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