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險的郊遊

剛恆毅

春天的陽光是那樣的溫柔,園中的樹木傳報了春的喜訊。復活節的下午,我和高彌肅神父到北京郊外的原野上散步。我們出了西城,來到一座古老的城牆廢墟前。這座城牆是建築在忽必烈汗時代,當時,孟高維諾、真福和德理、馬哥勃羅都曾在這裡工作過。最初的聖堂建築在何處?總主教葬在何處?在元朝滅亡後,主教的遺骸是否被教友帶回到蒙古的草原上?

住在私人陵墓的居民,都在大樹的陰影下生活。有些陵墓顯然是一些官宦望族的,但是由於朝代的滅亡而連累到他們的遺族:有的逃亡了,有的陷於窮困中。窮困的後代把立在堂皇陵墓的林蔭大道入口處之翁仲(石像)出賣了,那裡曾埋葬著王公、官宦、以及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將軍。現在,陵墓上的祠堂坍塌了,圍牆也倒塌了,一些風化了的翁仲仍然在荒野地上屹立著。

農夫們在墓園裡耕種,一些古老的墓碑還立在麥田中。這些陵墓,反映出古老中國的悲劇落幕了,而新的中國用其他的方式復興起來了。

我今天所看到的,孔子時代也是這樣;他們每年撒種,用腳把那些千年來的石頭碎塊挪開,重複著二三千年來播種者的姿態。太陽下山了,工作後回到簡樸的家中。他們喜歡豐年的氣息,喜歡子女滿堂。

土地和房屋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他們在這個倫理純樸的世界,重複著對祖先的敬禮,就如族長對祖先所行過的一樣。他們在田地裡工作,與長眠在田裡的祖宗相聯合,保持著對祖先的懷念。這一切都可由天主教會淨化、聖化、昇化。但是,目前仍存在那種要命而廣泛的成見:教外人誤認為基督教會反對崇高的孝道、反對尊敬亡故的先人。當初在羅馬帝國及英國開始傳教時,先把一些應當廢除的事盡力基督化,廢除一些節日及迷信禮節,以基督教會的節日及禮儀來代替。

我沈思著這些傳教問題,因此延長了在郊外的散步。當我們回到城門口時,天色已晚,城門已關。我們於是叫城門,一個士兵從門縫裡說不能開門,叫我們到西邊的西直門去。

離西直門還有好幾里路,該怎樣辦呢?我們只得沿著城牆急急忙忙地趕往西直門。假如城門也關閉怎麼辦?當時城外是散兵游勇出沒的地帶,因此衛戌司令下令在夜間要關閉城門,最近馮玉祥夜間進了城,把曹錕總統軟禁起來。

我們到了西直門,已經夜深了,看到城門外的幾盞暗淡電燈下立著一群人,急燥、低聲地喧噪著,這不是一個好現象。我走向前去,請求他們開門:「請開一下門。我是一位外僑,是位在北京的高級代表。」「不行,不行,我們奉命不准給任何人開門。」

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只好聽天由命了。鄰近的客棧裡也擠滿了人。

十點鐘有一列火車從張家口開到西直門,人們重新擁到城門口,我們也插在人群中,但是,守衛的士兵只讓幾位軍官進去,門又關閉了,不准任何人進去。

該怎麼辦呢?我找到了電話局,打電話與北堂聯絡,請他們告訴趙懷義神父,我們在城外,想去柵欄總修院過夜(這座總修院也在城外)。

總務神父告訴我,他可以打電話給法國公使館,讓司令開城門。我說,謝謝,不必了,我們去總修院。

我們乘了二輛洋車去柵欄,身上沒有帶錢;高彌肅神父說:「請修院替我們付車錢。」那時已經晚了,夜也深了。

到了總修院,立刻叫門,只聽見裡面的狗狂叫的聲音。我們繼續叫門,但是裡面一點動靜都沒有。車夫白白等了半個鐘頭,等得不耐煩,要車錢。只好到隔壁聖母會的學校,我們敲了幾下門後,有個人從窗戶探出頭。

「我是剛總主教。」我說。看門的人打開微弱的燈光,驚惶失措地一手抓頭髮。他把燈放到窗戶前,看清了我,趕快跑出來開門。他感到不安,不住地請安,不知道該親權戒好,還是通知聖母會修士好。我請他領我們到總修院去。修院與學校的門正開著。我們怕狗咬,守門的人拿著一根木棍。叫醒了修院的人,大家都很驚奇,不久總務神父也來到了,他說:「我們聽見了敲門的聲音,可是我們想可能是逃兵或強盜,警察局命令,夜間不要給任何人開門。在郊外常有搶劫的事發生。」

總務神父非常關心我們,給我們準備晚餐,當時我們並不感到飢餓。車夫敲門要車錢,總務神父問了他價錢,也給了他們。

我們去睡覺,我整夜沒有閤上眼。第二天是復活節的次日,早上我給大修士們舉行彌撤,也講解了愛瑪塢二徒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