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劇變與傳教區

剛恆毅

中國正在劇變,在復興時期更當專心研究、評估傳教區的工作報告。

直到今天,西方帝國主義仍然壓迫中國,譬如治外法權。中國人漸漸地覺悟了,他們並不想超越外國人,而只願意站在平等地位,享有國家完全的主權。

傳教區至少在某些方面還是與西方國家(尤其法國)的政治為伍,因此惹起中國對西方國家的氣憤。應關注中國人心理上的這種狀況,消減猜疑與反感,進而對傳教區產生尊重與好感。因此必須要瞭解它的前因與後果。

一、前因:中國近五十來年的歷史是一部國恥的歷史,他們清楚地記得那些國恥的日子:英國人佔領香港、辛丑和約、不平等條約等等。而列強侮辱中國的情況,每天都可能重演,令人氣憤填膺。

事實上,外國人在中國常以主人自居,他們有自己的法庭,不受中國人的審判。他們掌管關稅∼重要的財源,取用其中一部份作為庚子賠款。在北京城內有使館區,築有防禦工事;禁止中國人進入上海,或在漢口租借內遊逛;在山海關駐有英、法、義、日等國的軍隊,而這些駐軍控制了山海關到天津的鐵路。到山海關鐵路的頭等車廂幾乎坐滿了大吵大鬧的外國兵。車廂內的中國人則默默無語,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們心中的感受:在自己家中被視為外人,自然憤憤不平。

正值此時,中國國庫空虛,還得救濟水災的難民。中國政府請求增加少許的關稅,雖被准許,但是這類請求直覺地充滿侮辱性。

二、現況:由於這種激動的心理與國民意識的覺悟,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希望廢除治外法權。

蘇維埃共和國全權公使加拉罕與中國締結條約,公開地放棄對中國的優越特權:放棄庚子年賠款,以協助中國辦學校;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至今仍是中國唯一的大使館。加拉罕以突出的友誼、平等、同情和宣傳,與列強資本主義的侵略態度形成尖銳的對比,他確實是一位能幹的人。 �

這些日子裡,外交團,尤其法國竭力主張庚子年賠款以金法郎支付,法國成功了!原則上不贊成海關會議上的提案∼可能會改善中國的利益。

因此,中國有傾向蘇聯的趨勢,並加強對西方列強的仇恨。美國比其他西方列強獲得中國人較多的好感,因為美國也放棄了庚子年賠款,用來協助到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

庚子年賠款理應償還,犧牲的人也應有所補償,但是辛丑條約犯了和凡爾賽條約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償還時間太長且太重,使得後世的人難以背負這個重擔。我認為西方列強的政策是不智之舉,固然,中國政府未上軌道,北京政府對遙遠地區鞭長莫及。假若依照基督教會團結人類的理想,西方國家應當協助脫離這困境;這種想法也許太率直了;而政治是自私、統治的工具。中國人說,外國政府並不願意為中國解決問題,因為四億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將使西方國家難以應付。中國人控告外國政府暗中賣給叛徒軍火,也在租界內走私武器。

三、後果:我們相信傳教區擺脫外國政府桎梏的時刻即將來臨,我們很清晰地瞭解聖座與傳教區教長們的純正意向,在上海會議也都鄭重地聲明過,而這項福音真正是公開的、不能混亂的、無瑕可指的。

中國教友以及政府官員都有意在中國設立教廷大使館,而在梵蒂崗設立中國大使館。當然,設館需要簽訂一項協定,如保障傳教區財產的安全、承認中國神職界的合法地位、保證憲法上的宗教自由等等;若只設立大使館而沒有簽訂協定,那只是一位代表而已,也就是缺少外交上具備的工具。這協定自然不能取消外籍傳教士的國民資格,他們常受到自己國家使館的庇護。

我所說的中國現狀,是對政府官員與知識份子而言,實際上是少數統治多數,而貧窮人和工人並不去注意政治。我們應注意未來的少數知識份子,特別是在唯物共產主義學校受訓練的,他們放棄祖先遺留下來的中國古代教育,而去吸收反宗教的偏見。

我對中國的前途非常樂觀,局面漸漸地會改觀,但是覺得絕大多數外國人,判斷中國的腐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我相信民眾對革命沒有足夠地研究,在沒有正常化以前,整個地區都要經過一番混亂的過渡時期。

不管怎麼說,面對聖座與中國簽訂協定的可能性,已經展開了一扇門:增加中國教區、從事慎重而自由的牧靈政策是聖座的職責,應採取宗徒們的傳教方法,從根本上解決列強給傳教區所帶來的一堆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