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

剛恆毅

我一回到北京,就把會議的文件寄到羅馬,由衷地感謝天主保佑會議的工作。開會期間,我神精緊張,感到吃力∼生平第一次感到健康有點不對勁。我聽從醫生朋友的勸告,到山海關海灘上去休息休息。永平教區在離海岸不遠處,建築了一座小聖堂及一幢精緻的別墅。永平宗座代牧武致中主教非常親切地招待我,我在那裡自由自在地休息、閱讀或寫點有關傳教的記錄。

雷鳴遠神父

上海教友為酬勞開會的教長們設有盛大宴會,席間有不少人發言。有位在上海的天津教外人,在一篇簡潔的演詞裡極力稱讚天主教會,並且提到雷鳴遠神父,也特別強調這位傳教士非常愛中國人,中國人也特別喜愛他。可惜,他現在在歐洲,他很希望雷神父再回到中國。

第二天,一位在傳教區年多年的可敬傳教士來找我談話∼也代表不少的傳教士對雷神父的想法:「雷鳴遠神父是位德學兼優的傳教士,但是他的政治觀點與外國傳教士有敵對的態度,他竟然說:『中國歸中國人。』」

我答覆他說,雷神父回來的事暫且不談,但使我非常訝異的是他們控告雷神父的罪名:中國歸中國人。

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中國應當屬於外國人嗎?這句話自然地對西方國家的政治觀點是個致命傷,也間接地搖動了傳教士們的立場。然而傳教士難道不應當對中國持有公義、公平的同情心嗎?難道不該想一想,能否無限期地束縛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民族?我們不應當搞政治,這是出自一個符合自然律的原則。

面對新中國,我們有兩種選擇:或同中國站在一起,或與中國敵對。為我來講,毫無懷疑地應當與中國站在一起。當然,我們也明智地採取慎重態度。但願中國不只口頭上,而以事實保證宗教的自由、教會財產權、傳佈宗教的自由,無疑地,要站在中國這一邊。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傳教士的想法。反對雷神父是犯了心理上的錯誤;中國人與他站在一起,就好像與別的傳教士分開似地,認為是自己的敵人了。

傳教目標

在準備會議草案時,我便想到首應確定傳教目標。就如哲學家所說,目標在一切事理上是原則,目標可以確定事理。因此我擬定了一個聲明,經全體與會人士一致通過,載在會議紀錄上第十七、十八條:

「傳教首要任務是向教外人傳佈福音,並準備建立由本籍神職所主持之教會。這是長久以來聖座所一向持有的旨意與願望。歷代文件再三昭示,最近《夫至大》通諭更明令飭遵。

為此,傳教地區不得視為某一修會的私產。聖座將此地區託給勤勞的傳教士,使他們能創立、建設出一個出奇而有活力的救主的宏業。一旦這個教會事業能自立自足、本籍神職完備、經濟條件充足後,可以說該地區教會已告成立」。

傳教士為中國而來,但中國並不是為傳教士而設的。不然,工具變為目的,方法居然成了目標。

傳教士首先為教會服務,並不是為修會服務。傳教士往往是位很好的會士,認為竭力為修會服務,就是為教會服務最好的佐證。可是教會的傳教目標與修會有意或無意地所定的目標往往不同。

士林哲學上的「工作目標和工人的目的」二者截然不同。教會的目標是成立本籍聖統制度,在最短期內由本籍神職直接建立教會制度。修會也不否認這項目標,但是把它看成遙遙無期。反而只注意到近目標:在當地擴充地盤,發展本身的傳教事業。久而久之,所組成的傳教區變成了修會獨佔的私有物,那好像是修會的光榮。而真正的光榮是把傳教區歸讓給本籍神職,這種當然是超性化的了。修會傳教事業,自然而然地在物質的利益上佔有優勢。

修會不是教會,只是服務教會的一個團體,是建立教會的最珍貴而不能替代的工具,然而終究只是一個方法。

教會只見長成,還是沒有紮根,自然不會發芽生枝而茁壯。我們說教友數字每年增加到六萬、八萬、十萬,而教外人增加的數字在三四百萬左右。因此傳教問題的解決,仍然沒有進展。

我們必須變通,堅決地採取宗徒們的方法:不為宗徒團本身打算,也不為巴勒斯坦教會籌劃,而要把本地教會建立起來。

偉大的傳教士陸方濟主教,集合熱心同志創立巴黎外方傳教會,為了抵制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統治的修會殖民制度,在會規的第一條就規定新修會的目標:培植本籍神職人員,建立本地教會。他立即建議羅馬任命道明會士羅文藻為主教,羅公遂成為第一位中國主教。以後,巴黎外方傳教會固然有不少德學非凡的傳教士,可惜也走上別的修會的舊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