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唯一教會英雄人物

楊鍾祥

美國時代週刊於20034月末一期,選輯了亞洲的中國、韓國、柬埔寨、鍚蘭、印尼、台灣、香港、印度、蒙古、菲律賓、緬甸、日本、巴基斯坦、泰國及阿富汗共十五個國家或地區的可稱頌之人物,冠以亞洲的英雄(Asian Heroes),經過採訪、與當地有關單位或人士協商,斟酌後再刊登。大陸的人物包括身高2.26公尺被NBA選用的姚明,音樂家馬友友,深思熟慮的律師毛紹平,文學家、新聞學家、和政治批評家劉斌彥,(唯一英勇的)教會人物瑪麗修女,其記述內容如次:

去年十一月,瑪麗修女(非真實名稱)為獲得文化大革命時代一位被殺神父的紀錄,自其中國北部的家鄉,奔走了一千公里到達東海岸的溫州。她認為不可使風險妨害其秘密任務:設法蒐集一些天主教徒的資料∼他們寧願犧牲性命,不願否定自己的信仰,說不定有朝一日會被列聖。有人建議她訪問國家批准的教會,但她予以拒?。她怕遭受情報人員的監視,寧可在神父的墓地訪問一些人士。瑪麗取得文件紀錄後,僅在墓地作一簡短的祈禱:「只要天主協助我,誰又能反對我?」爾後她回憶:「這是我在監獄時的同一禱詞。」

瑪麗深知為了保持她的宗教信仰需要冒很大的風險。她和其他地下教會人士共同整頓在共黨統治之外的最大教會組織,同時公安亦在持續監視中。地下天主教徒人數約有五百萬,這些人拒?政府對他們的干預與監督(雖然有些人因無處可去,只得參與官方教會的禮儀)。瑪麗奔馳廣大地區,蒐集共黨當權後被殺教友的資料∼教宗可能據以封他們為殉道聖人,這要冒很大的風險。在她行動電話內貼有童貞瑪利亞聖像。她承認:「不錯,我的工作是危險的,但我的整個生命一向也是危險的。」

瑪麗係於1965年出生於八個兒童的農家,一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紅衛兵摧毀了她父母參與禮儀的教堂。她說:「我是在此情況下,出生於一個沒有聖經、沒有十字架的家庭。」在1970年代後期,共產黨終於開始容忍宗教崇拜時,她的家庭和鄰居都在廣場參與露天彌撒,下雨或下雪時,都得持傘。其教區主教自勞改營返回後,鼓勵瑪麗在(不屬於政府的)地下教會的學校研究聖經,她的信仰因而鞏固,同時放棄了家庭為她所安排的婚姻,而加入了德肋撒修女會。

資深的地下神職們發現了瑪麗謙虛和忍耐的專長,於1980年代指派她監督一個收留重度傷殘的孤兒院。然而,當地的幹部,經常命令她關閉她的孤兒院,但她極力抵抗,質問說:「如有人把兒童丟棄於我們門口,我們怎能拒??」目前孤兒院內,七十個嬰兒床已無虛席,瑪麗希望能有人收養現有的嬰兒,以便騰出空缺。她的另一負擔是,擔任(已衰老)主教的助理。公安偶而會拘留這位主教,因此瑪麗只好代替主教將訊息傳達至其他地下教區。

1989年,公安逮捕了幾位正在談判要求政府歸還(數十年前被充公的)教會財產的神父。她參加了因此發起的遊行,而被拘留數週。在拘留期間,她和同室的一位年輕母親,受到了驚嚇,理由是公安打死了她們教區的一位信徒;另一位迄今仍處於痴呆狀態。她們被關在沒有床舖的監獄堙A她說:「我應當給她敘述中國殉道者的故事,但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三年前當一位教會領袖要求她調查文化大革命時殉道者的經過時,她終於獲得了期盼的機會,她先選擇了一位剛過廿歲的女士,她說:「這位名叫瑞姑,是一位年輕的女士,她瞭解官吏在追捕她,她在一乾燥水溝(長出的莠草)內隱藏了若干時日。當他們拘捕她之後,以繩縳其腕而繫於辦公室之屋椽。當她的家庭接獲她的屍體後,發現她的指尖都已被剪刀剪去。目睹其經過的朋友將這事告訴了我,瑞姑和我一樣,也很積極,當每有困擾發生時,被人追捕,非常害怕……」事出突然,她雖恐懼,但未屈服。

瑪麗將其所得的各項資料,經由特殊管道傳至梵蒂岡。中國大陸是世界上天主教成長國家之一(目前約一千萬信徒),因此梵蒂岡亟欲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為避免使中國不快,梵蒂岡並未將自1949中國執政後諸殉道者列聖。事實上,數年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中國殉道者列為聖品之120人,沒有一位係近50年被害者。至於北京,其欲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僅有的一個理由,就是可使其勁敵台灣脫離此唯一有顯著色彩之外交關係。

瑪麗希望北京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亦即希望有一天中國天主教可更能自由地公開崇拜。但目前,她最期望的是教會能紀念被遺忘的殉道者。迄目前為止,她和同伴已向梵蒂岡提出一千位殉道者名單。她本身的努力是很英勇的,但也很艱辛,她表示:「我工作中僅有的英雄是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