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會議

剛恆毅

傳信部很早就想召開中國教務會議,但是,這項盛舉一直未能如願以償;召開會議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我一到中國,便著手籌劃。

一九二四年初,我即將會議的議案分寄給全中國教會首長,並定於是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開會議。

這次會議稱為「全會」或稱為「國會」;「全會」意義稍嫌狹隘,「國會」於法無據。聖座(批准該會議)簡捷地命名為「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 Primum Concilium Sinense」。

議案寄出以後,有一位主教微笑地對我說:「大會已經結束了……」「沒有,主教,這不過是議案吧了!」

我無意在這裡討論這次會議,會議紀錄已正式公佈,而且出過二版,附有解說文件,至於會中的辯論是秘密的,不許可公布。

我只想從另一角度來觀察這會議,敘述當時的一些觀感、與可敬的各位教長在教宗名義下同聚一堂的盛況。到會的計有主教四十二位和監牧五位∼其中二位是中國籍、苦修會院長、及其他十三個傳教區代表;此外還有在中國傳教的各修會代表及中國神職界代表多名。

我個人自覺卑微弱小,在各位可敬主教前實在感到慚愧,我個人固然微不足道,但他們對宗教代表仍然敬重有加,給我很大的鼓勵。這些主教和傳教士,來自全國各地,分屬於歐美各國,而且還有能幹、顯赫的各修會團體代表。

教會的歷史,包括中國教會歷史光茫萬丈,我在這上面看到了這些宗徒們的活動背影:不但是他們本身,在他們後面還有他們的修會、中國傳教區、他們的前驅∼其中甚至還有為道殉難的英烈。

這次會議幾乎包羅了世界各民族各語言的代表,更覺隆重,尤其偉大之處,就是這次會議給未來中國傳教史開闢了活躍的總綱。

在教會生命史上,由於共融,得以溫故知新,繼往開來;我清楚地看到教會在空間及時間上的真實特徵: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教長們說著不同的言語,擁有不同種族的面孔、膚色,穿著不同的會服。但是他們一心一德,同一目標:與教宗一齊工作,在教外人中傳揚基督的神國,他們具有宗徒們的胸懷以及傳教士的雄心。在上海各修會辦事處和主教公署裡,他們說著法、英、德、義、班、中…各種語言,但在會議廳中只說拉丁文。在會議廳門口還是私人身份,一進會場,就只有傳教士身份了!

教長中有些現在已經逝世,其他的也要一一地逝去,但是,會議成果仍然存在,我們好像建造大殿的謙卑的工人,工程師供給圖樣,每個工人便分工建造。我們的工程師是教宗。工人逝去了,大殿仍然屹立不搖。

不管怎麼說,現在傳教區有了一個共同的方針,有了一部傳教的法典,會議第四項「論傳教工作」無異是傳教方法的摘要,教長們對前途抱了無限的樂觀,為此,會議給未來歲月帶來蓬勃的朝氣。會議閉幕剛過一年,革命就爆發了,其標語:「中國歸中國人」。正好!會議已通過設立國籍主教的議案。會議上提到不但准許中國人愛國,而且更鼓勵他們愛國,這本是基督愛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在時代的演變中有其永恆的價值。

在我結束零星的觀感前,還有三件事要特別提出:

一、上海耶穌會士熱誠的招待,是透過Payen及Flament兩位顧問神父的特別協助,他們兩位敬主熱誠、經驗豐富、精於法學。

二、會議不受外界任何影響。

三、受到中外行政官員的禮遇,以及上海教友的熱情招待。

在會議上一切應用物品、徐家匯大堂各項禮儀、以及代表們的聚餐等等事項,都由耶穌會士提供,真是大方殷勤,不失地主之誼。我每每回憶到上海會議,就會出現莊重慈祥的上海代牧姚主教,當時他是南京代牧。

大家都知道,歷來的教務會議,外界的壓力往往會干預和困擾專心討論宗教事宜的教長。我應當對中國政府及各國公使表示敬意,他們絕對尊重會議的自由,我們從來未受到外來的影響。各國公使為了對主教們的尊敬,只是宴請而已。

在會議進行中,任何邀請,我都一概婉拒。我僅和全體主教、傳教士們參加了上海教友的公宴,那是在陸伯鴻先生創辦的若瑟醫院所舉行的。席間有上海督軍胡豐林及其他教外來賓參加,他們舉杯向教會致敬。

我以聖伯拉彌諾為大會主保,徐家匯聖堂大祭台上面供著他的像,我確信這位大聖師祝福了我們的辛勞。就像他在世時,對中國教會曾在羅馬出過力,這樣他在天上仍然繼續作他愛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二月在徐家匯大堂舉行隆重的閉幕禮,教長們一一到祭台上簽署會議文件。

一年以後,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四十餘中國人民慘遭屠殺。

星火撩原,一經爆發,全國各地青年激烈響應示威。同時廣東也正準備北伐,隨著連年戰爭遂起。如果我們不在一九二四年召開會議的話,以後幾年內勢難召開。這可以看出天主上智的安排,萬事均勇毅而順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