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宗座代表公署

剛恆毅

中國教友獻給北京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純樸、合適而舒適的中國式房舍,位於寬廣而安靜的定阜大街三號。在這條街上住著兩家皇室王族:清王與戴濤王。這座房舍有許多屋間搭配在兩個小庭院裡,四面有雅緻的走廊。教友們說,這不過是臨時性的,直到他們尋找到一座更恰當的王府。

公署的房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顯得狹小而簡單,但我覺得非常可愛,也適合我的個性,尤其中國式裝潢更覺得別有風味。

不久,一位外國公使建議我住到使館區,我對這項建議根本不加考慮。使館區是一個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堡壘形的東西,是來自一九○一年拳匪之亂後訂立的條約。主要的使館都在裡面,四周圍著高牆,在牆垛上架著機關鎗。這個地區構成了一個可恥的紀念品,招致中國人民的仇恨,這早晚總會消除的。我來中國不是為配合外國政府的政策,而是傳揚被釘死的耶穌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國人的地區,而中國人也讚賞我這種觀點。

我在這座公署裡住了三年,接見了不少的政府官員、公使、主教以及傳教士們。革命軍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對我們都沒有造成絲毫騷擾。

記得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閻錫山的軍隊要進北京城驅逐張作霖的軍隊。那時,整個京城驚惶失措,外國使館準備收容他們的僑民。我步出街門外,看見進城的軍隊滿身灰塵,疲憊不堪,一點戰鬥力也沒有。

北京的富成功助理主教請法國使館轉請軍方,派一隊武裝部隊到北堂∼主教公署門口站崗。

我寓所的大門常開,只有一個看門的人,而在北堂的門口好幾天有武裝的衛兵站崗。我不只說請求衛兵保護不好,可能帶來壞的聯想,我甘脆地說,我不敢苟同。

八月六日,收到廣州代牧魏暢茂主教的信說:「我好高興把這封信寄到北京定阜大街三號,聖座的代表不再是『流浪人』。我們的中國教友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世界各地有不少文明教友似乎對這樣的責任懂得不多。中國教友萬歲!」我也收到其他教區類似的信件。

準備會議

我把武昌籌備委員所準備的「教務會議」之全部資料都帶到北京,立刻著手整理及合併,也參考一本《論傳教工作》的書,其中特別注意到傳播信仰的方法與工具。

愛爾蘭籍漢陽教區高隆龐會士莫(Mac Grath)神父曾在武昌協助過籌備會,現在他也來到北京,同趙懷義秘書一起謄寫卡片上的資料以便付印,北堂的印刷館很細心地印製。

在酷熱的夏天裡,仍然忙碌地工作,有時汗珠由臉上滴在紙上。早晨我用聖保祿的書信做默想題材,裡面對傳教問題有根本解決之道,使我思想新穎、對事情有了深遠的看法,而這本《論傳教工作》也使我獲益良多。

在這裡也應感激巴爾瑪外方傳教會包傅力神父,他熱心、好學、精通聖教法典和中國語言;他愛護教會、愛護傳教區、愛護中國人;他在暗中幫助我,而這珍貴的協助完全是出於自動、出於慷慨;他在傳教上具有宗徒的精神,並以此為最高的目標。幾年以後我在醫院裡又看到了他;他已走向生命盡頭,但在他那被病魔所折磨的面孔上仍然帶著安祥的微笑,感覺出是由內心發出的光輝,他逝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

往訪顏惠慶博士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與富成功主教聯袂訪問前外交總長顏惠慶博士,他是位知名的政治家、學者、基督教信徒。這次談話非常誠懇而坦白。我向他述說了我們未來的計劃。他的談話給人一種好感,而且也尊重教宗與天主教會。中國的基督教徒沒有像歐洲的教徒那樣激烈反對羅馬。

顏博士觀察到中國人對基督教會有個錯誤判斷,以為基督教國家仍然煽動可怕的戰火。所以他說,這就是基督教會失敗的地方。

我回答他說,這必須更深入地探求這種現象的根由:戰爭的發生,並非因為西方國家是基督教徒,而是因為違反了基督教會的教義。戰爭的發生是由於唯利是圖的唯物主義,和妄自尊大的國家主義;這一切都違反基督的精神。

幾天後,顏博士到我這裡共進晚餐,也談到了宗教問題。他在中國是位卓越的人物;一九三二年在國聯大會上曾反對日本,奮勇地維護中國的主權。不幸的是,在歷史上似乎常常發生「強權戰勝公理」,國聯是個巨大的騙子,不是一個公義的法庭,而是英法依據凡爾賽條約所獲得優惠權保護的東西。

拜訪外交總長

七月二十六日我去拜會外交總長顧維鈞,他曾在國外多年,對天主教頗有認識,招待得極其周到。

我說,教宗非常擁護中國,也非常重視古老的中國文化。教宗成立宗座代表,為能統一天主教各機構的工作,也是為尊重中國的榮譽。我們除了傳教之外,不會有、也不可能有其他企圖,只以傳教為目的。我們辦理慈善事業不分宗教,創立學校收容一切的學生,並重視紀律,設法介紹基督的思想,使人認清人生的真諦以及信仰倫理的功能。我們尊重合法的政權,也使人尊重政府。

他回答說,對成立宗座代表表示非常歡迎,並且稱讚天主教的各種貢獻。他強調應當尊重良心的自由,他甚稱許天主教人士對這種精神的尊重與公正。因為基督教強迫所有學生參加他們的禮拜。(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