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民主

陸達誠

今年三月廿九日政大政治系郭承天教授在真理大學發表一篇名為<台灣的宗教與民主>的論文。他在佛教中挑選四個宗派(佛光、慈濟、法鼓、中台),又在基督教中挑選三個宗派(長老會、浸信會、地方教會),以之為例來說明台灣的宗教在解嚴前後的政治態度以及這些宗派內部民主化的問題。

對國家的政治態度之民主化,他稱之為「民主神學」(democratic theology),對宗派內部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他稱之為「民主教會學」(democratic ecclesiology)。前者涉及人權、政治關懷及政教關係;後者涉及一宗派對其領導人、對僧(神職人員)俗(平信徒)間職權的分配和地方教團自主性的問題。郭教授藉著介紹台灣的佛教和基督教七大宗派對民主觀點與實施的異同,來看這些宗派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

他研究的結果是絕大部份的台灣宗教團体都缺乏民主神學和民主教會學。他認為由於台灣的各宗教缺乏民主神學和民主教會學,影響到它們對教民實施民主教育的缺如。因之信這些教的信徒不体認民主的重要性,也不學習實施民主的方法。後果是台灣解嚴迄今十五年,社會精英和老百姓對民主價值的投身興趣缺缺。唯一的例外是長老教會。他認為後者對台灣民主化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先說佛教方面。台灣佛教有四大山頭:佛光、慈濟、法鼓和中台壇寺。四大山頭的宗父除證嚴以外,都來自大陸,(後者亦拜印順為師),帶來大陸佛教的中央集權傳統,對國家權威及宗派領導者都全然臣服,沒有民主的概念及需求。這四大山頭都屬大乘系統,都關心眾生,舉辦許多淑世的公益事業。至於政教分離的原則上,來自太虛法師之訓,所謂:出家人「問政不干治」。但因尊重權威及來自大陸,故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關係良好。政黨輪替後,也有向新政府頻表善意者。如中台禪寺落成大典、佛光山封山結束舉行開山大禮時,陳總統均應邀參與盛會。郭教授認為整体說來,台灣佛教缺乏政治「神」學,不問政不參政,對台灣民主化無甚貢獻。

至於對台灣佛教內部的民主化,他怎麼說呢?

他覺得台灣佛教基本上是中央集權制。因此各山頭的最高領導者集思想、行政及財務大權於一身。佛典的詮釋全依師父的觀點,不能有偏差。各山頭下各分寺住持的調動亦由上峰決定。財務歸中央,不准私存。一九八七年解嚴後,佛光山稍現民主制度,最高負責人改由民選,星雲法師由民選的心平法師繼承,其實星雲仍大權在握。至於平信徒原因「僧事僧決」的原則不入管理系統,現在亦稍有鬆動,譬如可當選委員、有時可代僧侶佈道,擔任授課講師等,最高級領導者當然仍為出家人。慈濟較為特殊,因慈濟成員大部份是女性,故證嚴之下幾乎眾生(男女)平等。該會三位副會長全是平信徒,其中一位是證嚴之弟。相反,中台禪寺則保持僧俗壁壘森嚴,出家眾的地位遠高於平信徒。

郭教授認為台灣佛教缺乏民主理論,即所謂的「民主神學」和「民主教會學」,故對內對外都難解脫權威的依賴,而無法促進民主。

基督教三大教派的民主化與佛教有所不同嗎?

郭教授認為浸信會(23700人)和聚會所(91000人,大陸上有七百萬人)都與上述的佛教相同,持政教分離的原則。聚會所較浸信會更少涉足政治。對內部的民主化來說,聚會所創會師倪柝聲和李常受常有至高權威,他們的神學思想成該會正信之判準,不順者可被逐出教門。但倪、李二位以下眾生平等,取消牧師制度,其職由平信徒或長老取而代之。主日祟拜的證道由平信徒擔任。李常受去世(一九九七)後,該會採集体領導方式,可謂內部相當民主。浸信會則以牧師為當然領導者。牧師出缺時,平信徒代行聖禮。最近有評鑑牧師的作法,信眾可罷免牧師。此應可視為教內民主化表現。對台灣政治立場言,浸信會有三分之一親民進黨,其他趨向泛藍營隊。

至於最大的教派長老會如何與上述的六個宗派不同呢?

首先,台灣的長老會不來自大陸,卻直接來自美加等地。神職人員都是台灣籍,自牧二十二萬餘長老教會教友。一九六○年代有些牧師受西方解放神學的影響,推動社會正義的思想,關切人權、政治平等和民主政体的問題。1971、1975、1977共三次發表對國是的建議、呼籲和宣言,以台灣的先知自居,要解放台灣並在台灣建立一個上帝之國。長老會牧師多次走上街頭,宛如民進黨的精神導師。政黨輪替後,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一面支持(support),一面批判(critical)。

至於長老會內部的民主化是怎樣的呢?郭教授認為長老會的牧師制度固然存在,但其職權僅限在宗教性事務,行政權歸於由牧師與長老共同組成的總會、中會與小會,在這些「會」中牧師只有一票。總會成員牧師及長老各佔半數。平信徒全程參與決策過程。所以郭教授認為台灣的長老會因有民主神學和民主教會學,故不同於其他宗派,能實施教內民主並在國內作民主的推手。

除上述七教派外,郭教授尚提及台灣的天主教(三十萬人)、真耶穌教會(四萬八千人)、靈糧堂(二萬二千人)以及佛教的若干小山頭。大体而論,他覺得這些教派對內對外均缺民主的理念,遑論落實民主於自我体制之內。台灣天主教對修憲、墮胎、核建、及某些社會問題發過言,似乎多少有些社會及政治的參與,但與在南韓、菲律賓、波蘭、南美的天主教民主運動相比,台灣天主教對台灣民主化影嚮幾乎沒有。

讀完了郭文,筆者在想:究竟何為民主?何為全民共識?如何得之?又如何辨識天命?而民意與天命有何關聯?如何得知自己有「先知」之神恩和使命而應全力以赴、替天行道?這些原則性問題,郭教授似乎沒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