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自己的心思

傅佩榮

世界籠罩在戰爭陰影下,國內政局動盪,經濟又處於困境中,這個時候大家的心情都不易平靜。許多人戲稱:以前常看電視上的「全民開講」,現在看的卻是「全民亂講」,將來看的大概是「亂民全講」了。

在紛紛擾擾中,正是練習定力的機會。方法之一是設定生活目標,每天按照作息表行動,如此將使外來干擾降到最低,並且每隔一段時日就能有所收獲。在這方面,我的經驗是十分正面的。

眾所周知,大學教授是得天獨厚的職業。一旦升到正教授,除非自我砥礪,否則無人可管,也無法可管。這種情況又以在國立大學教書者為尤。試舉一例說明。假設有兩個中學生,一人數學五十分,另一人八十分;那麼,五十分的每天念二小時,很快就有可能提升到八十分;而八十分的每天多念二小時,卻未必可以提升到九十分。這二人花的時間相同,而效率卻有三倍之差距:前者增加三十分而後者只增加了十分。

大學教授大概屬於考了九十分的人,他們那麼聰明,當然知道,如果想要加分,所花的時間將會倍增,並且沒有任何把握可以如願。既然如此,何不「與民偕樂」,就是與學生們相安無事,大家別再互相要求吧!國內大學的學風不振,與這種心理不無關係。

我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些年來一直「忙碌」不堪。表面上我確實忙碌,但是稍加分析就會發現,我所從事的主要就只是四件事:教學、研究、寫作、演講。這四件事其實是相關、相通,並且相互為用的。曾經有人批評我「一天到晚在外面演講,簡直是不務正業」。受人批評,正是自我檢討的機會,我也因而常對那些專心治學的同道表示歉意。直到有一天,文團兄告訴我他替我辯護的事,我才打開了這個心結。陳文團教授是我台大的同事,研究室就在我的對門;他有一天告訴我,他在聽到別人批評我「不務正業」時,順口回了一句「晚上去演講,總比在家看電視要好」。他說,那位批評的仁兄立即啞口無言。

經歷此事之後,我好像有恃無恐,甚至變本加厲了。我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首先,我的演講都是「被動」回應別人的邀約。別人之所以邀約,一定經過適度的考慮;他們的心意值得尊重,我又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其次,我是教哲學的,而哲學是天下皆知的冷門科系,學生的出路很有問題,我這個當教師的不去社會上開疆闢土,改變世人觀感,增加學生就業機會,實在說不過去。第三,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擔誤自己的專職本業,所以在台大教書二十五年以來,從不請假也從不缺課。該參加的學術會議,該撰寫的研究報告也都合乎要求標準。

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方面,我常想認真研究十年、二十年,等將來更有學問時再去社會上貢獻;但是另一方面,現在別人請你時,你推託不去,將來你有意想去時,別人會請你嗎?任何事情都有機緣,與其等待空幻的未來,不如把握具體的當下。我在美國念書時,一位老師喜歡強調:「現在就做,不然永遠別做!」英文是「Now or never !」這一切都存乎一心,就看自己的取捨了。

其實,說來說去,真正的關鍵另有所在,就是:我一向認為哲學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人生。有些學者「術業有專攻」,寫的論文只有同行的二、三人,或二、三十人有興趣。他們若在自然科學,也許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但是在人文科學的領域,難免有孤芳自賞,甚至閉門造車之嫌。譬如近年大陸上出土了不少帛書與竹簡,其中許多字詞殘缺脫落,語意難明,這時你縱有天大的本領,也只能在「測字」方面與別人一較長短。所以我會等待專家研究有了共識之後,再來尋思這些資料在當時有何意義,更重要的是,對於我們理解「人,人生,人性」,有何意義,以及對於今天的我們又有何意義。

「為知識而求知識」,或為強調求知本身的純粹樂趣,當然是非常高雅的態度,並且也促成了人類文明的進展。但是,今天已經跨入「後現代社會」了,每一個人的首要關懷是「自己這個生命如何安頓」的問題。因此,我們所談的哲學首先也應該「讓每一個人可以理解」,然後再進行他自己的反思與抉擇。

就以今年為例,我在社會上所開的課,包括「柏拉圖」、「孔子」、「莊子」、「西方當代哲學」、「身心靈整合」、「探索宗教天地」等。我為此付出的是每天晚上的時間,生活變得很有規律。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而以上班族與退休族居多。我暗自忖度:他們為什麼想聽哲學課?他們究竟學到了什麼?由於每班學生不同(有五、六位會重複選課),我又不能以考試來測知學習成效。於是,大家像候鳥一樣,上課就來,下課就走;課程結束了就靜待新學期的開始。這種成年人自由上學的氣氛,很容易讓我的心思安定下來。

回到本文的主題,想起自己練習定力的方法居然是「按照作息表行動」。換言之,在行動中培養定力,因為這些行動是自己考量、判斷、選擇,因而也甘之如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