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樂道神父遇難與賠償問題

剛恆毅

教區總務神父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傳來梅樂道神父的消息說:「每個星期我們都直接收到梅神父的信,他還是像往常那樣幽默,用一些詼諧的話,說自己身體健康,胃口也好,睡覺睡得香甜。他最大的希望是早日恢復自由,當然這也是我的希望」。

我先向湖北督軍提出報告,並且照會北京外交部。經過外交部的努力,軍方採取了許多剿匪的措施,也向列強表示不需西方國家來干預。

中國政府用全力營救梅神父。土匪發覺政府部隊來清剿他們,他們落荒而逃的時候本來想把梅神父帶走,因為他太胖,行動不方便,就打了他幾槍;二天以後,亦即九月四日,梅神父以基督的愛及勇毅而逝世了。

我很哀痛梅神父的遭遇,更使我擔心的是,依照慣例法國將要求中國政府賠償。我給傳信部寫了封信:「幾乎確定法國領事將要求中國政府賠償∼不管梅神父或生或死,所以對這件事我非常焦急。因為這是列強對中國慣用的手段,好像藉此警告中國政府處理土匪作亂的不當。一個外國人被土匪綁去,要賠償五十萬銀元。我覺得有關梅神父的事件,不可要求賠償,這樣一來,教會人士就不會和其他外國人列為同類,也不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與偏見而蒙受損害。」

我關心的是,中國政府規定教會的賠款,一部份由地方稅捐裡抽出,這樣,使地方上增加了更多的負擔,而引起地方人士的反感,導致仇恨教會。

一九○一年,山西基督教沒有拿走殉難者的賠款,而在那裡建立了一座大學。我堅決反對這種作風,外國公使以為這樣,是增加他們聲望的好機會,經由這種報復來嚇阻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傳教士常生活在貧困人中,看到這筆賠款,自然而然地認為對發展中國的慈善事業,不失為好方法。這樣做卻攸關教會的榮譽,我感到中國人必定輕視這種鮮血換來的代價。我以為中國政府只要做一點象徵性的精神上的補償就可以了,這樣,中國及教會都挽回了面子。

我寫信給漢口宗座代牧田瑞玉主教:「方濟會士梅神父以基督崇尚的精神,忍受被擄,在教內教外引起大家的讚嘆,假若要求賠償,那就破壞了這項犧牲的美好精神」。田主教接受了我的觀點。報紙上刊登梅神父被害的賠償約廿萬五千銀元。

一九二四年,宋志人神父在內蒙遇難,那時他的同會會士,大同監牧高東昇蒙席在我的地方作客,我向他建議不必為遇難的傳教士請求賠償,高蒙席對我的意見感到非常驚奇,他承認這是宗徒的精神,但卻違反慣例,他強調說:「過去的宗座代牧一定要求賠償」。假若這個問題送到代表公署,我會堅決反對,只可要求賠償一點物質上的損失。報紙刊登宋神父遇難的事件,由河曲地方官長友善地解決了。

有關梅神父的事件也順利地解決了,漢口教區副主教二月七日的來信說:「我向閣下報告一個令人快慰的消息:梅神父遇難的事件非常順利地解決了,一切關心這件事情的人,連中國政府官員也感到非常滿意。在一月三十一日會議上,省長、地方文武官員、武漢的紳士、幾位教友、義大利與法國領事、教區總務主任與我等都參加,會中決定為紀念梅神父在本地興建一所規模宏大的醫院,地址適中而寬闊。建築經費由中國人籌劃,當場就捐到六萬二千銀元。

這真是一件善舉,也是慈善事業的根源。天主教擁有一座本地醫院,每年就能救千百個的靈魂,這樣也實踐了梅神父被綁架後所寫的一句話:『我死後仍然作一位傳教士』。

開會後以及在午餐時,言談之間,大家都為這件事情的順利解決而覺得非常興奮。有一位高級長官還說:『這樣維護了國家的尊嚴,沒給中國帶來任何受辱的條文』。

我們的教會的確贏得了很好的聲望,大家確實相信這件事是人性的善舉,不是討回血債。中國人民自動地捐獻來記念這位為中國做好事的人。

這座醫院命名謂梅神父醫院,座落在漢口市的郊外,由中國修女負責管理。

我把案件呈報給羅馬,十月二十三日嘉斯巴利樞機來信說:「閣下以明智與適當措施與中國政府處理梅神父的事,以傳教區的道德、精神上的利益為最高的準則,實在欽佩得很」。

國務院與傳信部舉行聯席會議後,聖座給我下面的訓令:

面對傳教士被綁架、殺害,為傳教區帶來的損害,現任所在地之宗座代表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一旦傳教士被殺害,不得要求賠償,這與天主教會之精神背道而馳。

二、若請求補償教區物質之損失,應注意以下三點:1.受害的教區若要求補償,須先經教區正權人的同意。2.必須向實際負責人要求,若為匪徒所傷害,不得向中國政府要求,除非特殊情況。3.賠償不得超過實際的損失。

三、有關向中國官員直接談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監牧向省政府辦理交涉,應盡可能避免外國政府的涉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辦理。

四、若需要請求補償,應有一定的限度和愛德,這樣才符合天主教博愛、和平之傳教任務,讓教外人知道他們是因宣傳福音而犧牲了生命。往昔列強以武力逼得之賠款所遺留下的深痛血痕,危害教會匪淺。

五、若被害傳教士之親屬,藉領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國政府要求適當賠償,聖座不參與這項交涉。(國務院發自梵蒂岡1923/10/23)(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