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閣郵票殿堂的徐光啟

孫多默

以名人肖像為圖案發行郵票最多的國家是法國。我國則非常慎重,能擠入郵票殿堂的名人,實在少之又少。明朝雖有許多名人,但中華民國發行的郵票中,只有三位明朝的人,即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明儒徐光啟(1562-1633)、延平郡王鄭成功(1624-1662)。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四位明朝的人,即李時珍(1518-1593)、徐光啟、鄭和(1374-1433)、徐霞客(1587-1640原名宏祖)。

徐光啟在兩岸都上了郵票!他倒是有什麼了不起?他考試一次一次的失敗,應該是個笨學生。他對於初場的八股「經義」不感興趣,而對二場的「論」和三場的「時務策」非常有見解,因為他是很講實用的。但這次考試,房官們已經把光啟的卷子打入「落卷」。可是主考官焦竑在那些「薦卷」中,沒有找到滿意的,就在落卷中找找看。結果看到了光啟的試卷,不禁拍案叫絕:此名士大儒也,於是以第一名錄取他。原來焦竑也是注重實學的人。時為萬曆二十五年(1597),光啟三十六歲,他的第六度鄉試,中了舉人,且考在第一,是為解元。不過中間又經過了數次落榜,才於1604年中了第88名進士,殿試第52名,列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又點了翰林第四,授了「翰林院庶吉士」,這時他已經43歲了。可是他還得在翰林院庶常館讀三年,考試及格,才算完成課業。他的官職最高作到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明朝廢宰相職),但他並沒有真正握到實權。

他配在兩岸的郵票上都站得一席之地,不是因為他的官職,而應該是他的老師主考官的那句讚語:「此名士大儒也」!大陸郵票把他列入科學家之中,而天主教要把他列入虔誠的教友∼也許以後將列入聖人行列!梁實秋主編的名人偉人傳記中的徐光啟傳,有一篇「後記」,其中有這樣一段:「其中關於天主教信仰的部分,曾經有人為徐光啟編全集,竟把凡是宗教性的論文全部摒棄,這樣態度實在令人不敢苟同。寫徐光啟傳而避去天主教,就好像寫玄奘傳而抽去佛教一樣,是睜著眼說瞎話。雖兩者與宗教的關係,其密切程度有別,但就個人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是同等的嚴肅和重要,是我們想去了解他所不可或缺的一環」。梁公這段評語,可見其治學的嚴正態度,尤其寫傳記應當客觀忠實,不能以自己的好惡而取捨。

徐光啟很重實際,他的論點不為當時八股考試官所接受,故屢試不中。尤其他接觸到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神父,發現他們傳來的科學非常實用,他就非常醉心這種知識。他認為有用的文章,應有下列五種要素:一、有啟發性的;二、能揚善的;三、能貶惡的;四、能傳布法令,使人能蒙恩澤的;五、能規劃政策,為人民謀福利的。

他早年寫過「量算河工及測量地勢法」送給上海劉知縣;「擬上安邊禦蔻疏」論邊防之法;「漕河議」論運河水道和地形之使用;最大膽的一篇是:「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針對皇族宗室坐而食祿,有害國家財政,並推算皇室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這要比英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早194年,可見光啟觀察敏銳,鑽研實際問題,並指出解決的方法,難怪他被列為明代的科學家。

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是藉著實用科學作引子,首先介紹幾何學。徐光啟推薦了一位窮舉人幫利氏翻譯,好使舉人經濟方面得所裨益,但這種學術並非人人能懂,所以終究還是光啟親自翻譯了這本著名的《幾何原本》。雖然他希望「百年後人人習之」,卻到了民國新學制,才成了高中必修科。同年又與利氏合著了《測量法義》,而自己寫了《測量異同》和《勾股義》。光啟雖注重實用科學,但仍有緩急之分。他以為西北活河、東南治水利,比曆象法優先,所以他先推出上述《幾何原本》等四書,他認為當年大禹治水,就是用勾股之法,但他的《勾股義》加入了西方治學的理論說明。

光啟曾兩次在天津,一次在上海成立農業實驗場,根據實際的經驗,再參照古書,於1628年完成了他的巨著《農政全書》,凡五十萬字。該書與《幾何原本》都是膾炙人口的巨著。此外,為了抵抗清兵入侵,他曾建議製造西洋大砲。但明朝氣數已盡,雖有一些科學著作,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實際的山川考察∼中國地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方以智的《科學小識》、以及光啟的著作,都未能挽救明朝免於滅亡!

科舉制在中國自隋唐已至滿清,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應該是世界上最完美最公平的考試制度,但也使得有創意的人,不能發展才能和抱負。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徐光啟傳中,有一句使人深思的話:「眾所盡知,考試方式往往影響學風,指導學習方向」。科舉的為人所詬病,也害了不少學子,徐光啟也深受其害。台灣的聯考,行之有年,使學生讀書為考試,也使一些青年走上自殺之路。近年雖一直用「教改」改善,但連教師都叫苦連天。學風和學習方向,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福祉…

徐光啟與天主教的初次接觸是1596年,他在廣東韶州散步,走到了利瑪竇的房子外面,敲門進去,看到了中堂懸掛的天主畫像,不由得肅然起敬,跪地下拜。他又看到屋中陳設著大小鐘錶、天文算術儀、三稜鏡、樂器、建築圖等,給他很大的吸引力。但這些東西的主人利瑪竇神父已到南京去了。招待他的義大利籍神父是郭居靜,這位談吐文雅的神父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是他第一次和天主教與西歐科學的接觸,但遺憾的是這次沒能見到利氏。1601年徐氏進京赴考,返程路過南京,這時利氏卻已到北京去了,又不遇。第二年徐氏又去南京,當時是葡籍羅如堅在南京傳教。徐氏要求聽道。羅神父給了他利氏所寫的兩本書《天主實義》和《天主十誡》。《天主實義》乃利氏平日講道,和文人們辯難的中文記錄。徐光啟一口氣就讀完了,並且連重要的地方都能背誦出來。於是第二天就向羅神父表示,他自己明白了道理,要求受洗。羅神父很驚訝,但要求還需聽道。於是光啟每天來聽道,過了八天,神父問他天主教道理,他能對答如流。因而就接受他領洗入教的要求,給他取名保祿,希望他有聖保祿宗徒的傳教精神,他也真的成了中國天主教的「開教柱石」。他於1603年1月15日受洗,當時他已四十二歲。第二年他去參加北京的禮部舉辦的會試,途經南京時,又拜會了羅神父,停留了十五天,同時也接受了其他的聖事如辦告解、望彌撒、領聖體,得與耶穌合而為一,成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此次殿試,先得「賜同進士出身」,後得為「翰林院庶吉士」,可在翰林院修學三年,因此徐光啟這時才有機會見到在北京工作的利瑪竇,為了就教方便,就在利氏教堂旁邊租屋而居。每天望彌撒、祈禱,並停留數小時跟利氏學習科學知識,範圍包括天文、曆法、數學,甚至製火器之法。

他非常欽佩利氏,在《幾何原本》的序中,誇讚他學識淵博:「小者格物窮理,大者修身事天」。他把利氏教授的科學稱為小者,而把宗教道理的修身事天看成大者。因此他終其一生,盡量與神父們合作,宣傳福音,使人了解人生的終向,乃是與主結合,在天鄉達於天人合一境界。他每天與利氏不只探討科學,更探討人生的目的。在利氏的《畸人十篇》中的第三篇,就是與徐氏討論死亡的話題。利氏謂中國避諱「死」字是不妥的,因為知死才會善生,常想死才能助人避惡行善,所以死應是吉祥之辭。光啟很認同利氏所講的死亡道理,並為他的一位重病親戚代了洗,也按教會之禮儀出了殯。

徐光啟是為虔誠的教友,先使全家歸主。其父徐思誠喜好陰陽、佛、道以及星象占候之學,居然能隨子入教,也算難得。徐老先生受洗一年後即安然去世了,光啟與利氏商討,父親的喪事既要合乎敬祖和社會地位,又要合乎教會禮儀規定,這在北平是空前創舉。徐老先生深知官場的風險,留給光啟的遺囑是:「開花時思結果,急流中宜勇退」,可見有其父必有其子。

光啟在守制期間,卻有了時間輔助傳教,他先從南京請郭居靜神父來上海家鄉,把他在南門外的「雙園」別墅作為郭神父的住宅和講道所。在兩個月之內,居然有五十人請求受洗,光啟慎重地穿上翰林官朝服,輔彌撒並參加洗禮大典,使參禮的人倍感禮儀的莊重,印象深刻,之後又有二百人入教。又在住宅旁蓋了一個小聖堂,光啟經常身穿朝服參與各種禮儀,教會就這樣在上海打下了基礎。

1632年,光啟奉旨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按他的老習慣,把住宅與教堂相毗連,中開一小門,隨時可以進堂祈禱、參與彌撒。經由他以閣員身份的引薦,龍華民神父獲准入宮為太監、宮女講道,受洗者有四百人之多,並在宮中設了聖堂,湯若望神父也能在此舉行彌撒。

真正的宗教信仰是生活,既是生活,當然在各方面都會表現出來。徐氏的信仰,確實在他生活的各方面都表露了出來。他的輔助傳教,是最自然不過的。當蓮池禪師寫了一本《四無說》反對利氏所傳的教義時,光啟就寫了《辯學遺牘》來答辯。南京教難時,他寫了一篇「辯學章疏」的奏文,為了保衛信仰,他會挺身而出。當利瑪竇下葬時,他親手握著下棺的繩子,並保存下來,以紀念他的恩師∼不只是學問之師,更是給了他信仰生命的恩師。

相信不久的將來,徐光啟就會被宣為精修聖人,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書:徐光啟傳/羅光/傳記文學出版社;徐光啟∼名人偉人傳記全集/梁實秋/名人出版社;利瑪竇全集/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光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