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左右為難

戴瑞明大使

羅馬天主教會與中國的關係,從歷史上來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帝制中國、共和中國、分裂中國。

帝制的中國

中國的歷代皇帝,基本上可以說都採取閉關自守政策。第一次基督教與中國的接觸是在唐朝,景教傳入中國,但是這個基督教支派並沒能在中國生根。

六百多年以後,教宗尼各老四世派遣方濟會士蒙德高維諾為宗座特使。蒙氏於1293年抵達中國,被視為有史以來,首位踏上中土的天主教司鐸。

此後,續有方濟會、道明會及耶穌會會士遠赴中國傳播福音。其中耶穌會士利瑪竇成為明朝在中國最傑出的學者傳教士。他自1582年起抵達後,一直停留到1610年過世為止。之後還有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張誠。

此時中國與天主教會的關係時好時壞,最大原因在於「禮儀之爭」。中國人一向尊孔祭祖,但是當時有些傳教士不是很瞭解,也不願接受,但也有些傳教士以「溫和的方式」成功地說服中國人在尊孔祭祖的同時,也接納基督教義。雙方爭執不斷,1704年教廷嚴格禁止。「禮儀之爭」就這樣持續達三百多年之久。

直到鴉片戰爭結束,英國以砲艦外交強迫清朝開放門戶,與外國通商。隨著,天主教傳教士的影響力也逐漸興起。這些傳教士一般來說對中國人民比較持同情的態度。但也有很多中國人把基督教與列強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連在一起,因而怨恨傳教士勸人信教的行動。

共和的中國

孫中山先生在1911年所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清。中華民國肇建,定都南京。

1922年,教宗庇護十一世任命剛恆毅總主教為首任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積極籌劃1924年在上海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教務會議。在他的推薦下,六位中國籍司鐸昇任主教,並於1926年在羅馬由教宗碧岳十一世親自祝聖。剛總主教最主要的貢獻是在於證明基督教義與中國文化並行不悖。

1933年剛總主教奉調回教廷出任傳信部秘書長。1939年傳信部正式頒佈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敕令,准許中國天主教徒尊孔祭祖,禮儀之爭始告結束。

1942年,教廷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駐教廷首任公使謝壽康於1943年抵達羅馬。三年後,教廷派黎培里總主教為首任駐華公使,在南京設館。1945教宗擢升青島田耕莘主教為樞機主教,成為亞洲第一位樞機主教。

1946年,中國教會正式成立聖統制,設立20個總主教區,79個教區,另在聖統制外尚設有38個宗座監牧區。

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唆使支持下,向中華民國政府發動武裝攻擊,導致慘烈的內戰。

分裂的中國

1949年中國共產黨贏得內戰,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播遷到台灣。從那時起中國便處於分裂狀態。

1957年,北京政府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獨立於羅馬普世教會之外,並與梵蒂岡斷絕一切關係。那些忠於羅馬教宗的天主教徒從此轉入「地下」,形成了所謂的「秘密」教會。就這樣,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會也被一分為二。

在另一方面,教廷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卻日益密切。蔣總統於1959年特任謝壽康為駐教廷首任大使,而教宗保祿六世也於1966年特任高理耀總主教為駐華首任大使。

梵蒂岡一向關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和其信徒所受的苦難。當今在大陸,估計有八百萬忠於羅馬教宗的「地下教會」教徒,和四百萬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員。

教廷早已作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準備,唯一的問題是北京依然堅決地拒絕保障宗教自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梵蒂岡目標相同,樂見中國大陸民主化,如此,生活在那裡的十二億中國人民也能像他們在台灣的兄弟姊妹一樣,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梵蒂岡左右為難

為什麼我會選擇「梵蒂岡左右為難:台北及北京抑台北或北京?」這個題目,特別是副題:「台北及北京抑台北或北京?」。

大家都知道,教廷是目前歐洲唯一沒有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卻與中華民國維持有外交關係。對梵蒂岡而言,在教廷的外交官名錄上,我仍被視為代表全中國的大使,儘管五十多年來中華民國無法對中國大陸行使治權。同樣地,對梵蒂岡來說,整個中國的教會只是羅馬普世教會的一個「教省」,就像美國的教會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個「教省」一樣。

教廷不同於一般國家,其外交工作目的是傳播宗教信仰,而非追求政治及經濟利益。我非常欽佩教廷把是否尊重宗教自由的原則列為外交承認的準則。

從宗教觀點來說,教廷希望華人地區,包括台灣、香港、澳門及大陸的天主教會都能「合一」。更重要的是,教廷希望中國大陸能有合一的教會,官方的「愛國教會」及「沈默教會」能共融。因此,我選「台北『及』北京」這個用詞。

從政治觀點來說,教廷被迫要在台北或北京之間作出選擇。北京的共黨政權向教廷提出了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個先決條件是梵蒂岡必須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我又用「台北『或』北京」這字眼,以表達梵蒂岡的左右為難處境。

北京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是梵蒂岡不得干涉北京所謂的內政,甚至包括教會認為屬於宗教範圍的事務,如教會的社會訓諭或主教任命等問題。舉例而言,教會將不能反對北京的「一胎化」政策,即使這個政策違反教會尊重生命的信仰。

為了瞭解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必須明白北京領導人的想法和手段,以及在台灣能對促進共黨中國成為一個更為自由的社會作出何種貢獻。

北京領導人不相信有天主或其他宗教信仰。江澤民主席一再表示,自稱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們希望所有的宗教都在中國共產黨掌控之下,以避免造成「社會不安」。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救世主,黨的權威不容任何挑戰。江澤民清楚地告訴宗教事務幹部:「共產黨員不信仰宗教,…不允許利用宗教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決抵禦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宗教工作與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及統一,以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息息相關。」

更重要的是,1982年修訂過的中共憲法第36條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在此情況下,教廷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似乎相當困難。誠如前任教廷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艾契格里樞機所說言:「從白冷城到北京之路相當漫長」。

對教廷而言,與台北的外交關係不再是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障礙,因為教廷國務院長蘇達諾樞機在1999年說過,假如中國大陸有宗教自由,教廷願立刻在今天,而不是明天,把他的「駐中國大使館」從台北搬到北京。顯然教廷方面有意忽略大陸的政治體制,而試著與北京立即就宗教事務進行談判。

教廷當前的優先工作似乎是重啟與北京的建設性對話,以期減少雙方在宗教自由觀點上的差異。對某些觀察家而言,這是一項非常敏感的議題,因為此刻北京領導階層正在面臨接班及過渡的問題。

現在我想引用教廷外長陶然總主教1999年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所講的話: 「對教廷而言,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首要目標,就是必須培養教會生活,同時透過對話的管道在國際間推動和平。至於台灣,教廷和台灣的關係展現了相互尊重的態度。我們十分感謝宗教自由獲得保障,天主教會的運作也從未遭遇困難。」

教廷顯然希望與台北及北京同時維持良好的宗教及政治關係。一些梵蒂岡官員私下告訴我,教廷寧願避免作出可能讓兩邊任何一方解讀為「敵意」之舉動。

就在台北與北京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教宗在今年,作了一項相當令人鼓舞的陳述:「本人欣願一提下列這些好消息…自去年十一月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代表團已在世界貿易組織同席。此一正面發展,盼能對艱困的和解之路所作一切努力帶來助益。」

當前的現實是,在一個分裂的中國裡,存在著兩個不相隸屬的政府,這與北京方面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說法相反。

梵蒂岡面臨著兩個困境:第一,如何在台灣天主教「橋樑教會」的協助下,使中國大陸上的「官方」教會及「沈默」教會得以和解;其次,如何維持平衡的兩岸關係,以避免在台北與北京之間作選擇,俾符合教會正義與和平的訓諭。

和平共存

總而言之,北京與梵蒂岡關係正常化以及北京與台北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是,北京向梵蒂岡及台北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人曾於1997年在「華盛頓時報」發表一篇專文:「假如中國有自由,就不會產生目前困擾著北京與台北、北京與梵蒂岡之間關係的衝突和問題…在羅馬這個永恆之城中,有兩個中國大使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義大利大使館,以及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它們就像梵蒂岡與義大利一樣地和平共存。』

我認為北京方面似乎還無法面對民主的生活方式。北京的藉口是,中國仍然是個開發中國家,人民還無法接受西方式民主。江澤民說,北京希望能在21世紀中葉前,達成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化發達的現代化國家的重大目標。因此,依據江主席的話,中國在政治民主化方面,還需要五十年的時間。我們是不是還要等待那麼久才會有所改變?我想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北京才放慢與梵蒂岡及台北關係正常化的腳步。

江主席今年四月七日接受德國「世界報」專訪時,再次重申對西藏、台北以及梵蒂岡的立場。重申兩個先決條件: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及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這話,顯然對梵蒂岡和台北,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記得1982年,索忍尼辛訪問台灣時曾說:「你們的寶島,乃是『民族復興的基地』。但願它是!自救和防衛不是你們最後的目標,你們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幫助和解救你們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在你們面臨危亡時,你們會有全世界最堅強的盟友…那就是億萬的中國人。他們的同情與支持,就是你們精神和士氣的最大支持。」

對世界各國的領袖∼精神的或俗世的領袖,我想提供幾點粗淺的建議:

一、支持台灣捍衛其自由與民主,俾對北京領導人施加壓力,促使其加速推動政治改革,因為宗教自由祇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獲得保障。台灣經驗證明,民主制度也可以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實施。因此,台灣不應被視為「問題」,而應被視為「模範」;

二、把中共制度中的錯誤坦誠地告訴他們的領導人。柴契爾夫人說:「祇有在我們準備坦誠地說出我們的信念後,中國的領導人才會改善人權。」

對台北的中華民國來說,2002年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年,既是中華民國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六十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九十一年,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足足早了卅八年。

最後,我想引用五年前我呈遞到任國書時,教宗講的話作為總結,他說:「台灣很自由!」我答稱:「讓我們攜手合作來促進中國大陸的自由!」教宗毫不猶豫地回應說:「我們共同的願望!我們共同的願望!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我個人堅信,在天主的保佑下,再加上我們共同的努力,中國大陸人民遲早終將重獲自由和民主。(節自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在荷蘭箂頓大學演講稿200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