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耕耘

剛恆毅

遷往北京

我很願意離開繁華的漢口,而急著定居在(教友口中的東方羅馬)北京。我選擇了水路,由漢口沿長江而下,經過上海、煙台、天津,到達北京。我原準備微服而行,但在北京前一站,幾位教友跳上火車來迎接我;富成功主教也在北京車站接待我…。

中國教友獻給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純樸舒適的中國式的房舍,位在北京定阜大街三號。同街住著兩大皇室王族。教友的想法是:這不過是臨時性的,直到尋找一座更恰當的王府。房舍雖然比北京主教公署狹小,但我覺得非常可愛,也適合我的個性,中國式裝潢更別有風味。

一位外國公使建議我住到使館區,我對這建議根本不加考慮;使館區是一個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堡壘形的東西,四周圍著高牆,牆垛上架著機關槍。是拳匪之亂後訂立的條約;主要的使館都在那裡。這地方構成了可恥的紀念品,招惹了中國人民的仇恨。自然早晚會消除的。我來中國不是為配合外國政府政策,而是傳揚被釘的耶穌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國人的地區。如此,中國人也讚賞我這種觀點。

我在這座公署住了三年,接見了不少官員,公使,主教以及傳教士們。革命軍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我們絲毫沒有受到騷擾。

記得1928年6月8日,閻錫山的軍隊要進北京城驅逐張作霖的軍隊,整城驚慌失措,北京富主教要求派衛兵在主教公署站崗。我寓所的大門常開,只有一個看門的人。我不說請求衛兵保護不好,我乾脆地說,我不敢苟同。

準備會議

我把武昌所準備的會議資料都帶到北京。我立刻著手整理。高隆龐會士莫神父、巴爾瑪會士包神父以及我的秘書北京教區的趙懷義神父都是我的好幫手。在酷熱的夏天,我們仍然忙碌地工作,有時汗珠由臉上滴在紙上。早晨我用保祿書信做默想材料,在裡面有可以找到解決傳教的問題的方法。

拜會活動

我去拜會外交總長顧維鈞,他招待的極其周到。我向他表示,教宗非常擁護中國,也非常重視古老的中國文化。教宗成立宗座代表處,為能統一天主教各機構的工作,也是為尊重中國的榮譽。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唯一目的是為傳教。我們辦理慈善事業不分宗教,創立學校收容所有的學生,重視紀律,設法傳播基督思想,使人認清人生的真諦,以及信仰的力量。我們尊重合法的政權。他對成立宗座代表處表示非常歡迎,並稱讚天主教各種貢獻。他對天主教尊重良心的自由表示讚許,因為基督教強迫所有學生參加禮拜。

前外交總長嚴惠慶博士是一位基督徒,他很尊重教宗和天主教會。他認為中國人對基督教國家經常煽動可怕的戰火不以為然。我回答他說,這必須更深入地探求這現象的根由:戰爭的發生,並不因為西方國家是基督徒,而是因為他們違反了基督教會的教義。戰爭的發生,由於唯利是圖的唯物主義,和妄自尊大的國家主義。

教宗也委任我兼管西伯利亞的教會事務。我也拜訪了蘇聯顧問達夫田,告知他我的身分,希望能得到簽證,好能去照顧那裡的教會。他告訴我,蘇聯有宗教自由,事實上,他們決定撲滅天主教會。我向他表示教宗只關心宗教事務,我們所要求的是宗教自由,不是特權,對蘇聯內部的政治無意干涉。等了幾個月,他們還是拒絕給我簽證。

創立本籍修會

我很久想創立本籍神職修會,其主要目的為歸化他們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目前在中國的修會是屬於外籍的─受外籍省長管轄。自然他們以外籍人士的觀點看中國事務。既便在這些修會中有不少中國神父,但修會中的重要職務仍然掌握在外籍會士手中。

中國新修會可到沒有中國神父的地方,為中國教友服務,也可到南洋、美洲各大都市。他們應是飽學之士,好能使中國人明瞭天主的真理,出版護教書籍,獲得所需學位,以便配合新時代的來臨,得以管理各級學校。

改朝換代

我們附近有一個窮人引火自盡,他以前在滿清時代做官,清朝推翻後變成可憐的窮人。不少前一代的公子哥們,以前遊手好閒,享受特恩,不知道適應新時代而去工作,等財富耗盡,變賣王府,有的甚至淪為人力車伕。中國革命不像法國或蘇聯革命那麼過份走極端。北京革命政府讓出皇宮一部份供退位的皇帝使用,這表示尊重。

現在外國政府的態度傲慢,對中國不友善。但我對中國,這廣大無垠、世界最大國家之一的前途深具信心。它只缺乏西方那種活躍的國家觀念,但在學校裡已經散播這種觀念。

我細心觀察中國的未來,前途光明,因為這個龐大的民族有著出奇的、勤苦的、樸實的特質。雖然有混亂居面,但不影響基層的平靜。從哈爾濱到廣州,男人的服裝都一樣,女人的衣服端莊像修女─除了一些歐化都市的少女。任何地方的房舍、用具全是同一色調。世界上任何民族沒有這樣劃一的文字、文學和歷史。

天主願意的話,中國也能像歐洲那樣物質進步,在空虛的心靈中充滿慰藉和宗教的德能,進而認識天主,愛慕天主,中國民族將是最偉大的民族。

我們教友的行動應明智地與列強劃分界線;過份靠近,對福傳有不可彌補的損失。(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