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間不易分辨

傅佩榮

周休二日實施之後,關於放假的問題成為大家關心的焦點。譬如,台灣大學的行政會議決定取消今年的春假,並且連行事曆都印發給老師了。不料在寒假前的一次校務會議中,有幾位教授與學生代表陳情,認為取消春假的理由不夠充分,要求校方重新考慮。陳情者認為:學生真要用功讀書,是不會在乎那幾天假期的;反之,學生若是不用功,一年到頭都不放假也未必能辦好教育。

這樣的陳情如果生效,這樣的邏輯如果站得住,我們好像也缺乏充分的理由辦學校了。因為你可以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有人靠自學成功,同時另外許多人則是經過完整的學校教育而最後一事無成。

學生在課堂上問我對「該不該取消春假」的看法。我的回答是:這是制度問題,涉及合理性及適用性,本身並無所謂「該不該」的問題。所謂合理性,是指現在已經周休二日,全年上課的時間減少了,還有必要放春假嗎?所謂的適用性,則是指大家是否習慣不放春假而言。以前放春假總是配合一個民俗節日,就是清明節。現在清明節依然是國定假日,而春假則不妨功成身退。如此看來,堅持要放春假的人似乎居於劣勢。

不過,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今天的社會,任何事情不論合法或非法,也不論合理或不合理,只要有人挺身出來拉布條抗議,就會受到慎重的對待。沉默的多數遇到激情的少數,不但潰不成軍,甚至毫無招架之力。影響所及,大家為了求生存、求發展,也開始向激情的少數看齊,遇到自己關心的事,就在言語與行為上變的愈來愈偏激了。在這種風氣下,息事寧人成為執政者的上策,而社會所要付出的代價,則是大家因為是非混淆而感覺深度的苦惱。

如果是非不明,就表示許多事無所謂對錯,只看你「敢不敢」做而已。以前年輕人的口頭禪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現在的新趨勢變成了:「只要我敢做,有什麼不可以?」誰先做,誰就贏,反正話由人說,有理無理都是理。如此一來,誰還願意堅持大是大非?誰又有資格宣稱自己所堅持的是正確的言行?

表面看來這是解脫與解放,事實上當一切都變的無所謂時,人們開始覺得茫然和苦惱。心理學家認為,完全的放任或熱情,如果沒有形式或限制的配合,是無法產生創造力的。羅洛•梅(Rollo May)在《創造的勇氣》(中譯本,立緒版)一書中,特別以寫詩為例,說明形式(亦即明確的限制)在創作上的重要性,他說:「當你寫詩時,才會知道:既然一定要將你所把握的意義嵌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你就必須在自己的想像中,找尋新的意義。你排除一些陳述方式,你選擇另一些方式,總要設法重新形成這首詩。在你形成它的過程中,你找到了新的意義,其深刻程度超過你所曾夢想過的。形式並不是在你的詩裝不下某種意義時,就將意義截長補短的辦法;它是發現新意義的一個幫手。它所提供的刺激,可以使你濃縮你要表達的意義,簡化它,淨化它,並且在一更普遍的層次上找到你願意展示的精華。如果莎士比亞的悲劇不是以十四行詩的商籟體撰寫,而是以無韻詩寫成,它又能在其中表達多少意義呢?」(一五二頁)

寫詩有寫詩的固定格式,作文有作文的體裁規定。如果執意要求解脫與解放,胡亂寫下一段文字,「又能在其中表達多少意義呢?」一條河流的形成,需要流水與河岸的配合。流水再怎麼豐沛,若是沒有兩岸的「限制」,就根本成不了一條河,也無法流到遠處。太陽光一照,地面上再多的水也會被蒸發掉。如今社會上看起來蓬勃發展的生命活力,如果排除固定規範的「限制」,結果也會像沒有兩岸限制的流水,到處氾濫而最後難免於枯竭的命運。

那麼,什麼是我們應有的基本限制?首先,要排除一種錯覺,不宜認為「只要能做的、敢做的,都是可以做的」。其次,在面對社會上既定的規範時,要設法理解這些規範是為了維持整體的秩序與和諧。誰若違犯這些規範,就須接受適當的處罰,不必喋喋強辯。

轉向積極的一面,我們首先要畫分公領域與私領域;在公領域的限制很楚,而在私領域則較有彈性,其原則是不對別人造成困擾。譬如,我喜歡半夜起來聽音樂,但是卻不能干擾別人的睡眠。這時不妨帶上耳機,就可以兩全其美了。周休二日之後,私領域所佔有的時間大幅度增加,這時最急迫的需要是:認識自己的興趣、嗜好,以及人生中更深刻的願望。當更多的選擇機會出現時,如果未能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所要的是什麼,結果不但將會浪費大量時間,也將會陷於「對自由恐懼,對自己不滿」的困境。

我在台大教書,總會在開學時規定學生「不准缺課」。學生在開始時偶有抱怨之聲,但是到了學期結束時就會表示:由於老師的嚴格要求,他們認真上了這一門課,並且覺得頗有收穫。學生如此,成年人也一樣。完全放任的自由是一個幻想中的概念,不但難以捉摸,並且一旦付諸實現,必定對自己也對別人造成困擾。關於是非與分辨,也可能出現「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後果。可不懂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