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星期一

傅佩榮

西方社會「憂鬱的星期一」之說,大概是因為這一天人們又須回到工作崗位,好像神話中的西齊弗斯不得不繼續他那推石上山的任務:石頭推到山頂後,又會自動滾回山腳,西齊弗斯周而復始的懲罰,永遠沒有窮盡之日。

不過,我在十一月五日的星期一,所體會到的是另一種感受。我一早到學校研究室時,已經有兩通電話留言。一是剛剛去世的朱仲祥的太太留的話,說是希望我去送仲祥最後一程,要寄給我訃聞。二是一位中年讀友留的話,希望我能回個電話。

我回電仲祥的「熱愛生命工作室」,是助理接的。我請她將訃聞寄到台大哲學系來,在問明了喪禮將於十一月十六日舉行時,我查看記事本,那一天我在高雄有兩場演講。不過,我答應會先去致意。仲祥是我十多年前認識的年輕朋友。他身體殘障,但是不僅求生意志堅強,而且活得很充實。他三十歲以後,能靠公開演講「自力更生」,還成家立業,創辦工作室,以言與行鼓勵及振奮了許多人。我在演講中,常常以他為例証,表示肯定及推崇之意。

我與仲祥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精神上屬於盟友,互相知道對方在關心自己,但是平日並無什麼往來。現在他走了,我卻覺得相當不捨。醫生說他的狀況能活到二十歲就不錯了,而他享年三十有六。畢竟,這還是太年輕、太年輕了。他一定還有許多夢想未曾實現,以我與他的交往,還不足以認識這些夢想層次的內容。即使認知,我又能做多少來安慰他的靈魂呢?我不知道。這是我的「憂鬱的星期一」的第一個原因。
接著,我回電那位中年男士。他的聲音透露了沮喪的心情。他說:兒子因為犯案被判管束,最近吸毒又不承認,使他萬念俱灰,不知活下去有何意義。他看我在書上寫的東西很有道理,所以打電話來請教。

我明白表示關心之意,但是也清楚告訴他:我不是專業的輔導人員,我寫的或說的或許有些道理,但是遇到個案上的問題,未必有足夠經驗來提供有效的幫助。其實我想說的是:如果你覺得一本書寫得不錯,那麼不妨多看幾遍,而不必急著找作者一談,因為作者所知道的往往已經寫在書中了。如果要實際進行個案的協談與輔導,那麼作者能否勝任,就全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介紹一個基金會的負責人給他,請他考慮要不要打電話去試試。然後,我匆匆趕著上十點到十二點的課。
到了傍晚,想起這事,心有未安。我詢問基金會的朋友,是否收到類似的求援電話,答覆是沒有。我心中有些懊惱。我曾宣稱對兩種信件要立即回應。一是詢問有關「矯正口吃」的,二是暗示「想要自殺」的。
以口吃來說,我曾是嚴重患者,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二,在公開場合沒有說過一句完整的話,「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心中的自卑與痛苦,沒有人會理解的。幸好我以用功念書來緩和自閉症的壓力。後來我對口吃者特別願意幫忙,原因在此。但是,多年下來,因口吃而向我求助的不下十餘位朋友,而我所能提供的,不論資訊或技巧,都僅僅限於自己貧乏的經驗。長期下來,我在這方面並無成就感可言。最後剩下的只有「我能,你也能」之類單純的打氣。我於是更加相信:任何想要助人之心,都需要「專業」的訓練,否則成效有限。

再以自殺來說,這向來是心理輔導或諮商治療的首要挑戰。如果讀者是寫信給我,提出特定難題;我一定立即針對這個難題,設法勸他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寫信時,時間與空間都有一些區隔,並且我認為:讀者既然寫了信,那麼在他收到回信之前,一定不會輕舉妄動。他一旦收到信,光是收到信這件事就足以向他証明:不是沒有人關心他,他更應該珍惜自己。就此而論,我喜歡寫信。

但是,打電話就不同了。耳中聽到沮喪聲音,我很難保持超然的心情,並且以冷靜而理性的口吻來與他交談。他的心情立即影響到我,我忽然變得口拙,什麼大道理都說不出來了。如果他在我眼前,我也許可以拍拍他的肩,陪他坐著,聽他訴苦;他若是沈默,我也不妨安靜片刻,只願他知道像我這樣一個與他素不相識的人,也真心關心他的感受。我不了解他的苦,但是卻願意分擔一點他的愁。如果有辦法,我會讓他知道以下幾點:一,人間原本不是天堂,苦多樂少是正常的;二,自古以來,像他這麼苦的遭遇其實不在少數,在承受痛苦時,也是成長的契機。三,在任何狀況下,都不要放棄希望,也許明天,也許明年,一切都不一樣了。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情況必然比較樂觀。「沒有任何苦是白白受的。」「一天的苦夠一天受了。」我特別喜歡耶穌的一句話:「你們勞苦和負重擔的,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得到安息!」在信心與盼望中,我們將會發現自己其實還有愛的能力。中世紀哲學家奧古斯丁說:「有多少力量,就有多少愛。」我佩服這種觀點,有時還加以引用,說:「有多少愛,就有多少力量。」若想化解憂鬱,大概除了發揮愛心,很難找到立即而有效的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