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研討會致詞擇要

若望保祿二世

今天的會晤,把我們帶到北京,這個現代中國的偉大首都、利瑪竇時代的王朝京城。利瑪竇神父經過21年苦心孤詣鑽研中國語言、歷史、文化之後,于1601年1月24日進入這皇帝居住的京城。他備受禮遇,知識界和政界人士都相繼拜訪他,更有人向他請教他所擅長的科技知識。這樣,他在北京度過他的餘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 57歲,其中28年生活在中國。記得當利瑪竇剛到北京時,他曾向萬曆皇帝呈上奏章,說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鄉所獲得的知識為皇帝陛下效勞。皇帝回應積極,這對現代中國的天主教具有重大的意義和重要性。

作為先驅者,利瑪竇是歷史和文化上的一個樞紐,他把中國和西方、悠久的中國文明和西方世界連接起來。我在『利瑪竇到中國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1582-1982)曾向與會者指出,利瑪竇神父在「福音本土化」工程上有其特殊的貢獻。他把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譯成中國語言,創造了中國人認識天主的有利條件,並為福音喜訊和教會「在中國文化土壤的植根」開闢了園地。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把司鐸和學者,天主教徒和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不同)身份,融和在一起,令人嘆為觀止。

利瑪竇神父的經驗,之所以至今依然新穎而有現實意義,其原因之一是:他從起初便對中國的全部歷史、文明和傳統懷有深厚的同情。1595年他在南昌出版、立即搏得普遍讚賞的『交友論』,以及在中國二十八年生涯中耐心組織的廣泛結交,便是他對中國人民忠心、誠實和友愛的堅強證據。這樣崇高的心情和態度來自他在中國文化研究上的非凡造詣。他能用中國文字向中國學者闡述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出新的解釋。

此外,利瑪竇神父與中國人初次接觸,便將自己教授科學和傳揚福音的全部計劃建立在兩根支柱上,後來雖然經歷種種內外的阻擾和誤解,始終不曾變更。這兩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加入天主教的中國人,絕無必要減輕其對祖國的忠誠;第二,接受天主教有關天主奧蹟的啟示,非但不排斥中國古代傳統中所產生並傳授的真、善、美、聖,反而將它們提高到更為豐富和完美的境界。利瑪竇神父正如同教父們在基督福音與希臘羅馬文化相遇時所作的那樣,去推行那「將基督信仰植根於中國」的高瞻遠矚的計劃,以便與這偉大民族的知識分子耐心地共同謀求一致的立場。

尤其在最近幾年來,中國人民以邁向社會進步作為他們的目標。天主教會讚賞這驚人的企圖和勇敢的創新計劃,願意在推進和維護人權、人的價值、人的精神、人的超自然使命各方面,謹慎地提供貢獻。教會最關心的首要價值和目標,與現代中國相同,那就是:社會正義、團結互助、和平、對全球化現象的明智處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進步。

正如利瑪竇神父,在生命的最後兩年,編寫的『中國札記』這部為外國人認識中國的先鋒和基本著作時所寫的,今日的天主教並不向中國及其領導者請求任何特殊待遇,天主教唯一的願望是恢復對話,達到一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認識為基礎的關係。

天主教切願再次為中國天主教徒和這個國家的所有居民的福祉,提供謙虛而無私的服務。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提起,幾世紀來,許多慷慨的男女傳教士在傳播福音和推進社會福利上完成的偉大工作:他們領先創立許多重要的社會福利機構,特別是最受中國人民大眾歡迎的醫院和學校。可惜,歷史告訴我們,教會成員在中國的言行並非絕無過失。這是人的本性及其行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也是與複雜的歷史事件,以及彼此衝突的政治利益糾纏,而造成的惡劣環境的難免影響。甚至尚有神學上的紛爭,激怒人心,更為福傳工作帶來重大的麻煩。在近代歷史的某些階段曾出現一種依仗歐洲列強勢力的「保教權」。雖然從某方面說來,這曾多少有助於教會的傳教活動,但結果究竟限制了教會的行動自由,損害了教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像。因此,阻礙了教會在中國的進展,使教會不能為中國人民的福祉,一心一意執行其創立者耶穌基督所賦予的使命。

因為這些過去的過錯和缺陷,我深感婉惜。我很遺憾,這些不幸的事情竟在某些人的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對中國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視的印象,以為天主教對中國懷有敵意。為了這一切,我向那些多少感覺到被天主教徒的這類言行所傷害的人們,請求寬恕和原諒。

教會不應該怕懼歷史的真理,雖然內心痛苦,也要為它的兒女們的過失擔負責任。這也包括它對中國人民過去和近來的關係在內。必須從容、公正、徹底地去尋求歷史的真理。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應該由學者們去進行。諸位暸解中國情況,也能夠有所貢獻。我向各位保證,聖座常準備好在這研究工作上與大家合作。
利瑪竇神父寫在他的『交友論』開端的那幾句話,為今日,也具有新的適切性與重要性。他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和天主教作者們對友誼反省的結果移植到第十六世紀的中國文明當中,他把友誼定義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須相佑,為結友之由。」

懷著對全體中國人民這種新而深刻的友誼,我期待及早建立起聖座和中國人民共和國之間交流與合作的具體途徑。友誼是從接觸、在喜樂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團結一致及互相援助而獲得滋養。宗座誠願做所有民族的朋友,與全球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無間。

中國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確不同,但絕非彼此對立。它們是今日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兩個「機構」;性質雖有差異:一個是政治的,屬於現實社會的;另一個是宗教的,屬於精神方面的。兩者卻都擁有十億的兒女。毋庸諱言,聖座以普世天主教會的名義,也為了全人類的好處,祝望開闢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的空間,希望能藉此克服過去的誤解,進而為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攜手合作。今日適逢國際團體極其不安的時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並發展民族之間的同情、友好及團結的關係。在這樣的情勢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聖座之間關係的正常化,無疑地會對人類的前途帶來積極的影響。

我祝愿並祈求天主,希望利瑪竇神父在東方和西方、基督宗教和中國文化之間所開闢的道路,能引發相互對話的契機,使彼此在人性上、精神上增益。願天主賜給你們健康、幸福。(2001/10/24。若望保祿二世。擇自梵蒂岡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