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耕耘

剛恆毅

上海

聖誕節前夕我抵達上海,作了耶穌會教區的貴賓,參觀了傳教事業,包括震旦大學和徐加P…,教區組織非常完善。我也認識了一些傑出的教友,如陸伯鴻、朱志堯、沈瑪弟…。也參觀了陸伯鴻所創辦的安老院,毛遂自薦地為33位老人付了洗。這些60到80歲的老人,有的是聾子,有的是瞎子,有的是殘廢的。他們終於進入了戰爭的教會,不久的將來,升入天鄉,而成了凱旋教會的成員。

三百多位老人和修女,集合在聖堂中,由宗座代表手中接受了教宗的祝福。我對服務的修女們說:「耶穌基督在貧窮老人中間,並不像在大博爾山那樣的榮耀,只是隱藏在微賤的帳幔下。但妳們可以常在窮人中看到耶穌基督;有朝一日妳們會得到賞報。妳們的熱誠不只照顧老人們的靈魂和肉身,而更把妳們的功勞獻給天主,好救援中國人民。」

北京

我於1922年12月29日抵達北京。次日與林主教晤談,請他幫我安排機會晉見中國總統。我不願混亂了我宗教上的職務,所以不使用外國使館的汽車。禮貌上我拜訪了幾位公使,希望建立一個良好關係;但在牧靈事務上,我擁有我的自由。公使們對我說:現在處於混亂狀態,所以應需用武力保持私產和所有權;等中國重新改組、能夠以公正態度對待傳教士後,保教權就會自動撤消。

我向林主教請求北京教區的趙懷義神父作我的中文秘書,他欣然同意。趙神父也敏捷地接受這項任務,只要求我讓他向年邁失明的老母話別。他母親有點難過,因為北京離(代表公署)漢口太遠了,不久就克服了自己的情緒,對孩子說:「宗座代表為了我們,遠離祖國和母親來到中國。沒有什麼可猶疑的,跟主教一塊去。」我也到他家(北京附近的長辛店)拜謝他的老母。

1923年元旦十時,我在北京郊外的柵欄總修院舉行了彌撒,這座修院由遣使會管理,給我很好的印象,就是在歐洲也難找到比這更好的。院內有不少紀念物及墓碑,包括利瑪竇的墓地。修院聖堂內的黑色大理石暀W鏤刻了義和團作亂時,為信仰殉道的芳名,大約有好幾千人。

元旦十時,總統在總統府大廳正式接見外交團團員。我由北京的主教、神父陪同覲見統統,向總統致詞:「奉教宗碧岳十一世特派為宗座駐華代表,前來覲見總統閣下,甚感榮幸,謹代表教宗向閣下致敬意,並祝閣下政躬康泰,國運昌隆。鄙人確信全國天主教徒為公益而祝禱,並致力協助社會秩序與福利,以言以行尊重合法政權與法令。」

我利用三天時間,視察了天津教區的各種優良事業。也視察了北京各修會、聖堂,也儘量為教友舉行彌撒、送聖體。

保定

1月12日我從北京到漢口,取道保定。保定警察局下令全城在各家門前懸掛國旗,教堂前也搭起彩樓,懸掛中國國旗和教宗旗。三省巡閱使曹錕元帥調配了三輛汽車供教會使用。政府文武百官、富成功主教偕同30位神父、全體小修士、無數教友都到車站歡迎。縣長在晚宴上致詞:「世界各國均有教宗代表,現在教宗任命閣下為代表,甚表謝意。天主教在中國有極大貢獻。在保定有一所醫院,兩座師範學校。兩年前的荒年,天主教不分彼此地救濟了千萬災民,有口皆碑;戰時成立了紅十字會,救人無數…」。我答謝他們說:「教宗希望教友都成為最優良、忠實、愛國的公民。教會只有助於國家,而非障礙。教會願為中國之繁榮、幸福而努力…」。

我記下這段歡迎場面,以彰顯中國人的禮貌。這種外交上的應酬,為我是一個重大負擔。我要求離別時,一切從簡。

正定

1月16日我到達正定。該教區有許多教友家庭源自數百年前的耶穌會時代,基督的氣氛形成了家庭的高貴傳統,因此也造就了許多優秀的司鐸聖召,就像在歐洲一樣。聖文生的精神依舊生活在遺使會士身上。只是培植神職人員時,在文學與科學的知識上仍有待加強。假如一位熱心、精通教會學識的神父來作主教,若是胸無點墨的話,怎能讓外教人尊重呢?選拔教會領袖不也該像選拔政府官員一樣嗎?

衛輝(汲縣)

1月17日在衛輝看到林主教和米蘭傳教士。縣長把準備的午餐送到教堂。挑夫用扁擔挑著筐子和飯盒。另一人提著兩條活鯉魚-用細繩穿過魚背鰭。林主教對我說,這是中國習慣,只要給挑夫一些賞錢,給縣長帶張名片就夠了。我想世界上用名片最多的要算中國。香港納匝肋印刷廠為我印製了很多精緻的名片備用。其實,中國書法是藝術品,因此親手寫才有價值。皇帝、大官、文人、雅士都親自書寫贈送朋友,視為至寶,並妥為保存。我很不願享用這桌中國席,但傳教士們都認為若拒收,對方就沒有面子。有的還說:「若您不吃,我們來吃,機會難得,因為在內地很少有這樣的佳餚美酒。」

鄭州

鄭州位於京漢、隴海鐵路的交叉點,繁榮最快。廿年前教友只有數百人,現今已有一萬五千教友,幾乎都是新教友。

我因幾天來與軍政官員應酬頻繁,感到身體疲倦,就在會院休息了兩天。一天晚上,有位教友步行廿公里來看望我,我感到很訝異。他卻很誠懇地說:「大主教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我們這裡,而我只走一天的路,算不了什麼;我特地來問候教宗代表,就好像看到教宗一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