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關」通諭與台灣社會

張春申

一九八七年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了紀念教宗保祿六世著名的「民族發展」通諭的二十周年,頒佈了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由於後者為我們今日的台灣社會極有意義,值得再次研讀。但「社關」通諭非常重視的「發展」概念,它有意更進一步詮釋保祿六世的思想而適應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局,為我們的情況已經不需重申,所以本文略而不提,僅是選擇適合當今之世的訓導。

八十年代的世界呈現地球的南北與東西各有對立與衝突。南北是自由經濟主義的主導下造成的貧富差別懸殊,至於東西是政治路線不同而構成軍備競爭。不過「社關」通諭之後不久即蘇聯瓦解,這方面的對立雖然削弱,但並未歛跡。無論如何,今日世界上,代之而起的全球化,大體看來貧富懸殊仍是繼續存在。然而「社關」通諭指出的政治與經濟上對立現象,今日在台灣社會卻小規模地,卻又非常真實呈現。而且兩者之間卻又錯綜複雜地牽連,構成倫理學所說的「罪惡結構」,本文即以此出發,根據教宗的訓導介紹解構之道。

所謂「罪惡結構」卻又根源於個人的「罪」,後者引進結構、結合於結構,使具體的個人難以移動。故此,結構日漸壯大、擴展,成為罪惡的淵源,影響人的行為。﹙通諭36號﹚但令人訝異的卻是往往在政治與經濟的分析中,很少運用「罪」與「罪的經濟」的範疇,好像是風馬牛一般無關的事。這是「社關」通諭特別注意到的。人們在政經分析中會用,「錯誤的政治估計」,草率的經濟決策等觀點,卻忽略道德本質的判斷,亦即忽視罪與「罪的結構」,的確,後面二者直接與天主的誡命,尤其十誡的「第二版面」,即近人的生命有關,殊不知二者確實影響政經之道。

原來面對近人生命行為中,具有兩種相當典型的慾望,一是對利益的慾望,另一是對權力的慾望,兩種慾望似乎不顧一切地加強在別人身上。往往又結合在一起,不但出現在個人之間,同樣也會出現在社會或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的運作中。此非政經的「罪」與「罪的結構」嗎?假如以這種倫理標準來探討今日台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生活,不難同樣發現「罪」與「罪的結構」了。那麼,根據「社關」通諭,教會又有什麼訓導呢?

當然,教會作為「人性的專家」,它能貢獻的即是根據耶穌基督的福音,為人類指出一條涵蓋倫理價值的道路,且是具有絕對約束力的真實基礎,既使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只要他們尚具善心,也能覺察最迫切的需要是改變人內心的態度,因為我們已經進入「罪」與「罪的結構」之領域。自這方面而論,過去李前總統的「心靈改革」口號倒是有其道理,只是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此洞察。至於「社關」通諭則是直截了當地要求「悔改」。

「悔改」在我們處理的政經層面上,是洞察「罪」與「罪的結構」之後,由之產生的要求改變的道德責任。於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通諭中積極地提示「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它雖是倫理範疇,然而應該落實於政經生活。因此他自己詮釋說:「這不再是對遠近許多不幸者的空洞的同情或者膚淺的哀傷。相反的,卻是一項將自己獻身於共同利益的堅決而持續的決心;即是獻身致力於每一個人和整體的利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要為眾人負責的。」﹙38號6節﹚尤有甚者,教宗以為「相互依賴」將會導致「團結」。

所謂「相互依賴」是雙方,甚至多方之間的關係。在政經領域中,則是「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由於他們較能分享財物和公共服務,應該感到對較弱者負有責任,並且準備要與他們﹙較弱者﹚分享他們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那些較弱者,在他們的方面,在同樣的『團結』的精神上,不應採取一種完全被動的態度,或抱持一種對社會結構具有破壞性的態度,而應在他的權利範圍內,從事他們能為公益能盡的一己之力。」﹙39號1節﹚而且,「通諭」還補充一句,為使面面俱到,它說:「中介團體,在他們的一環,不應自私自利堅持他們特定的利益,而是要尊重別人的利益。」﹙同上﹚

這樣的「相互依賴」與「團結」並非難於瞭解的思想,它為「罪」與「罪的結構」解構;對台灣社會目前政經困境誠是良藥,有人曾說:我們都是活在一條船上,沒有資本再在船上混戰。不過總是優先地注意弱者與窮人的教會,認為他們更應互相支持提出他們本身的需要與權利,但不依賴暴力。至於台灣天主教究竟怎樣站在「貧弱」者一邊,分辨他們的請求是否合乎正義,那又是另一課題,端賴她的智慧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活在一條船上的台灣,生存在國際關係之中。理論上「社關」通諭也注意到這問題,一方面根據凡受造之物均為大家分享的原則,它認為「相互依賴」的「團結」仍然有效;另一方面它要求「那些凌駕在各種形式之上的帝國主義,以及決心為保護自己霸權的富裕國家,必須對他國家具有倫理責任感,如此,才能建立一個以民族平等為基礎以及對各民族合法差異之必要尊重的真正國際體系。﹙39號4節﹚最後所說的「真正國際體系」自今日全球化的消極效果看來,具有先見之明的意義。但是從台灣實際在國際之間的情況而論,那又變得非常之複雜。我們這條船本身在政經方面的動盪的確有賴坐船人自己的「相互依賴」的「團結」。但它無法不受兩岸關係的影響,甚至也與國際有關。我們不知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此又有何話可說。「社關」通諭頒佈於一九八七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好像在一九八三年,教宗就任後首次東來馬尼剌,同年也是紀念利瑪竇來華三百周年,他已經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達教會並無政治野心,只求基督福音的傳揚;它尊重所有的文化。此後有關中梵關係一再起伏不停。今年又有十月美國小布希總統大陸之行,梵蒂岡有期小布希對於這個問題從中關說。假使因此而使教宗若望保祿在兩岸關係上能夠超然地自由發言,根據「相互依賴」的「團結」提供智慧的見解,我想不只是兩岸,而且全世界都將樂聞其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