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關係正常化迫近

楊鍾祥譯

在數十年之對抗與迫害後,中國大陸終將與教會建立和平。新聞週刊(NEWSWEEK)於六月十一日有詳盡報導,本人將之譯出,以饗讀者。

中梵的決裂

自十六世紀初期,天主教耶穌會利瑪竇神父攜三稜鏡、地圖及鐘錶到達北京後,教會即成為中國政治生命之一部。但中共取得大陸政權後,毛澤東割斷了與羅馬的關係。這時,一個官方的「愛國」教會開始出現,同時否定了教宗的統治權。梵蒂岡駐大陸的代表也被迫轉赴台灣。

自一九五八年後,官方教會不經教宗的批准,開始自行擢升主教。忠於梵蒂岡的信眾則自行舉行地下禮儀,以行反抗。於是兩派就開始了悲痛的競爭和對抗。最有刺激性的競爭是,到底是北京還是教宗對晉升主教、控制財務、對於墮胎及其它教會重要事務有最後決定權?去年十月一日,中國的國慶日,梵蒂岡未與北京協商,宣佈八七位中國及三三位外國人致命者,使雙方的關係陷入低潮。中國政府甚感忿怒。

但梵蒂岡更自有漫長的不滿。在文化大革命時,極端的紅衛兵對所有教徒進行迫害。而目前,只有忠於教宗的地下教會遭受迫害。多年以來,無數的信徒受到了中國當權的困擾、拘留和監禁。在去年,數十座地下教堂被拆毀。在今年復活節前後即有六名地下神職被捕(多數在河北省)。其中之一石恩祥(音譯)主教,79歲,因其忠於羅馬,已在鐵窗後度過接近30年漫長苦痛的歲月。

關係的迴轉

簡言之,在廿世紀下半世紀梵蒂岡和北京的關係很壞。但目前,這激昂紊亂的關係開始迴轉。在中國大部地區,「官方」和「非官方」的天主堂,近年來開始非正式的融合。因此雖在教會和國家的席位上仍舊相持不下,但全國七十位主教幾乎均被教宗及北京承認。北京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學者任嚴立(音譯)說:「這是一個戲劇性的新發展」。倘如雙方所有主教均予同意,雖屬非正式,則可期望未來進行正常化,甚至重建外交關係。此點雙方均謂係熱切之期望。一以舊金山為基地的人權活躍份子若望坎穆(John Kamm)謂,目前在中國大部地區,無論官方天主教和地下天主教,均採「自行生存,亦讓他人生存」。在某些集會中,雙方甚至共同舉行禮儀。對於在中國的大約五百萬地下天主教徒(超越全國教徒總人數之半)來說,應是宗教自由奮鬥之有效勝利。

北京和梵蒂岡半世紀的積怨似乎不易瞬即煙消雲散。但中國政府有趨向和解的實際理由與需要。與梵蒂岡關係的改善可以促進中國走向人權的印象;一方面可降低對達賴喇嘛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可在天主教與法輪功信徒間插上一把楔子,同時在今夏投票時,又可增進主辦2008年奧運之機會。坎穆並謂,宗教較大自由的措施會大大改善西方、尤其美國對北京的印象。

政治的估測不止於此,梵蒂岡是承認台灣28個政府之一,北京與羅馬復交,會迫使台灣駐梵蒂岡的大使館撤離。

梵蒂岡亦有自己的動機。在雙方正常化後,中國天主教領導者自能放棄兩敗俱傷的爭論,而將精力專注於對信眾的照顧。過去令羅馬教廷傷心的是,中梵的分裂阻止了天主教的成長。在1949年以前,中國天主教的人數遠超過基督教,而目前適得其反,中國的基督教人數是二千萬,亦即高出天主教一倍。

新環境與新趨勢

北京瞭解天主教一如其他宗教,都對國家進行有益事業。美國24所耶穌會的大學最近與北京大學共同創立了一個工商管理碩士(MBA)方案,在這個方案規劃下,畢業生自福爾丹(Fordham)大學接受學位。中國天主教(包括地下教會)在國內創建了一個道德規範,教堂和修會均曾提出捐獻,其所有金錢都用以促進正義和削除貧窮。本年稍早一批文生會修女曾前往內蒙旱災區,分配救濟物資。

在河北省的車鹿鎮,某一修女會設立了一個診所。不久前筆者前往參觀時,正遇到一個笨拙、十五歲的孩子,垂頭喪氣地走進診所,抱怨眼睛發癢。一位精神愉快的年輕修女為他檢查後診斷為結膜炎,立即實施抗生注射。這位修女說,那裡孩子們的眼疾都是因為看電視的時間太多。雖然她是官方教會的修女,她說地下教會的神父修女也經常到她們那裡:雖然我們意見不同,但信仰則一。

這樣的不分彼此已成為常態。在一北方城裡,一位地下教會的神父與一位愛國教會的主教同住於主教的住宅內,在餐桌上併坐,並在愛國教會地盤上的一座(未有標誌的)教堂內,為地下信徒舉行彌撒。這種和平共處在不久前則屬不堪想像。中國當局曾經多次企圖排除地下的神父們,但官方教會的主教們則不同意!此一情形是一熟知該項安排的神職說出的。更進一層的是,一位主教於1990年代赴歐洲時,曾於露德與教宗會晤。

問題是否能迎刃而解?

雙方的緊張仍屬顯然。中國愛國及秘密天主教會之競爭,數十年來甚為殘酷及苦痛。兩派都有機構向對方進行偵測,並在信徒的歸化上進行競爭。

同情的外國天主教徒,為官方教會、尤其為秘密教會捐獻了相當數目的金錢。但無論由誰控制這些資產,正常化的前景業已觸動。梵蒂岡仍然反對數位愛國教會的領導人,包括一位結了婚的主教,會要求在正式和好前,將這幾位排除。一如坎穆所述,中國仍有十個敏感的教區,在這些教區裡,秘密天主教徒「深感宗教控制力的壓制」。這指的是:河北、上海、福建與浙江的若干地區,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經常被監視及拘留。
在關係正常化後,信徒們均相信雙方將在北京與梵蒂岡的指導下,平等待遇。但目前在理論上兩派天主教徒不能完全合併。官方天主教徒須在政府登記,而地下若干信徒仍拒絕踏足官方的教堂。但近年來梵蒂岡想出一個收編愛國教會的策略,並設法廣大其影響力。甚多愛國教會的主教均願獲得梵蒂岡的承認,梵蒂岡亦逐漸增多給予他們秘密祝福。這些神職人員雖然秘密接受了教宗的領導,但他們亦知如何依北京的規條生活,以防止惹麻煩。在此一方式下,梵蒂岡不僅希望那些神職人員,亦希望他們的屬下(信友)都能受到教宗的庇蔭。一般說來,北京採取了「不追問、不告知」的作風。在山西省一個具有70%天主教徒村落裡,一位矮胖約30歲的神父吹噓:「那是一新趨勢,也就是要有一個像我們一樣服從教宗的教會」。這位神父雖然是官方教會的修院出身,但每日都收聽梵蒂岡的無線電廣播,並且與全國地下教會作網路來往。他又說:「像我們這樣的教堂,對愛國教會是最大的威脅:會對自己的人民失掉控制」。

自1980年代鄧小平的革新政權開始,中國主教們開始藉可信賴的中介(通常是外國神職訪客),向羅馬送達函件,要求梵蒂岡的認可。(倘若由梵蒂岡核可後,中國主教即可祝聖某一神父為主教)。一旦請求被接受,新主教即可接到教宗批准的書面通知。曾在勞改營苦度25年的一位資深的主教說:「我們都有得自梵蒂岡的文件,但我們並不大聲宣揚。我能獲得文件,是經由一位比利時神父的協助」。

在強烈路線的教會內,主教們可為教宗祈禱,但他們並沒有與教宗直接接觸,或在與北京之決定衝突時,收到任何來自梵蒂岡的指示。但近來這些禁忌在消失中。中國神職中,第一位赴羅馬朝聖者是新疆的謝若望神父。他曾於1991年由梵蒂岡祝聖為主教,但他說,在北京的眼裡,他仍然是一位神父。他於1994年赴羅馬旅遊,同時也見到了教宗。這位七十餘歲的主教告訴一位訪客,並展示與教宗合影的照片,他自稱是中國大陸第一位晉見教宗的主教。他回國後,把與教宗合影的照片設法傳真給全國各教堂和修院;但在官方的關注下,進行的並不順遂:不久即被迫參加一個長期的「政治研究」班受訓。

以往之波折

根據一位曾到過中國超過百次的神父表示,梵蒂岡試圖告知北京,期望爾後「彼此間勿再以貓鼠態度相對」。新聞週刊得知教宗欲加速正常化之進行,並已向北京提出正常化後任命主教之方式。其方式類似1980年代梵蒂岡主動向東歐及越南政府談判之程式與結果:經由政教協定或雙方同意,主教出缺時,愛國教會可提出三位候選人,在與有關神職協商後,梵蒂岡可作出最後決定。迄目前為止,北京對此尚未作出反應。
中國當局宣稱,彼等對關係正常化自80年代起即敏感迫切,但每次都功敗垂成,理由是一些不妥或錯誤的步驟阻止了進程。1999年梵蒂岡國務卿安吉樂撒達諾樞機宣稱,一旦正常化獲得保證時,梵蒂岡準備將台灣之大使館一夜之間遷往北京。正當雙方之期望均甚高昂之際,梵蒂岡新聞機構「信仰社FIDES」突然獲得中共的秘密文件:中共準備大舉摧殘地下教會,以防止教宗利用正常化之利益,以擴大其權威。這足以證明官方教會不願吸收地下教會,而欲將之消除。該社社論表示,這也肯定了該體制的脆弱性。

2000年的一月,中共未獲教宗批准,突然自行任命了五位主教,把情況搞的更遭。此一獨特的行動使梵蒂岡極為苦惱。這也激怒了很多官方的天主教徒,這些人不再趨隨黨的路線。一所頗具聲望的國營大修院,超過130位師生拒絕參與那次的主教祝聖典禮。這也使北京頗為困擾,迅速調離了該修院的院長。郭金凱(音譯)在修院說:「大家認為主教的祝聖不宜在正常化之前舉行。我們已不談地上、地下教會,我們只祈求正常化迅速到來。」

此一爭執後,雙方在主教任命上均採取低調。不料,十月一日梵蒂岡宣佈八七位中國及三三位外國殉道者成聖。對中國天主教徒而言,是一令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因為這是首次中國人成聖。但北京的愛國教會領導人物卻非常氣憤。在典禮前夕,有一位樞機訪問中國,他在上海獻祭時,中國主人表達了強烈的報怨:不僅典禮的時間選在中共的國慶日,同時對事件本身也有話說。理由是,很多殉道者死於義和團之手。在今日中共歷史的觀念裡,義和團是「正確反帝國主義」之先鋒。中國外交部控訴梵蒂岡扭曲歷史,竟然宣佈曾經從事強暴、擄掠、姦淫、高利貸、偷運古物的「窮凶極惡份子」為聖。

梵蒂岡的一個消息來源承認典禮日期的選擇是無心之錯,但並無觸犯意圖。可能是內部通訊上發生了問題。錫普主教所主持的千禧年委員會,在接到梵蒂岡國務卿秘書處通知之前,便匆促地決定了典禮的日期。一位蒙席說:「國務卿辦公室知曉十月一日對現代中國是個重要的日子,但錫普辦公室則不知道。一旦發覺其重要性後,則又不便更改,否則會讓人聯想梵蒂岡是屈服於中共的壓力。

河北省的天主教徒佔全國的四分之一,同時很多都屬地下教會,然而他們並不重視這個外交爭論。神職人員一旦接受了梵蒂岡的祝福,則整個村落轉向秘密狀態。而政府對忠於教宗、從不參與官方活動者,則加以凶暴之待遇。一些極為資深的中國地下教會領導人,包括河北的蘇志明主教,必須經常躲藏,或陷於某種方式的拘留。據坎穆說:「這些人經常被抓去,拘押一個時期後再釋放;再過一段日子又被拘捕、羈押、釋放。他們被拘押的地點是教會的安老院」,大概是因為他們年事已高的關係。去年八月,公安人員拘押了王忠麟(音譯)主教,把他安置在一座三星級飯店,參與政治研究和神學講習,其目的是在說服一些地下神職,其中甚多未曾受過良好教育,並與梵二的改革(如將拉丁文改為方言)脫節,以便使其能投向官方教會。

距離王主教教區不遠的地方,一位熱忱的年輕神父,為數百名官方信徒舉行聖枝主日禮儀;但就在高牆的隔壁,同時也傳來熟習的祈禱聲:在一個大工廠裡,雖然地面很髒,卻有成千的秘密信徒參與他們的聖枝主日彌撒。他們的行動很難保秘,他們在彌撒中,竟然還有管樂隊,隊員穿著綠色西式制服,在送聖體時演奏鼓號樂。在官方教會這邊的愛國會神父,對教會的分裂似乎有些困擾,但並未表示歉咎。他說:「我們都是親屬,有些家庭到我們的教會,也有人到地下教會,我們仍是一家人」。人們對此都有所瞭解,同時梵蒂岡和北京的管理機構亦日益瞭解,正常化不一定可立即實現,但雙方都彼此作慎重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