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焉知其死

田萌

孔夫子元前五世紀就提出“人未知生,焉知死”的問題,可是兩千五百年后的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卻傳出了蘇聯老大哥控制了死亡的消息。結果呢,那些在壽命上應佔便宜的權貴們,仍然依人生定數去見天主了。

一、蘇聯的不準確預測

1952年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北京大學在民主廣場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馬寅初校長在大會上宣佈一則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最近經蘇聯醫學專家的診斷,確定我們的世界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能活150歲!”場內頓時嚮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又頓時停了下來。馬校長的聲調更高了,接著宣佈說:“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能活120歲!”掌聲更加猛烈並夾雜著“萬歲”聲。此時,馬校長環視了一下會場,露出幾絲微笑,稍稍放低了聲音說:“我──可活到100歲!”會場又沸騰了,掌聲、喊聲和議論聲,形成了一種興奮和歡樂聲的綜合。會後聽說,以上三位人物最近都注射了蘇聯新發明的“長生不老血清”;蘇聯醫學家已控制了死亡,故也。

1952年早春,馬校長的話音還在繞樑,春節的爆竹聲還未停止,那位世界導師斯大林去世了,享年僅七十四歲(1879.12.2∼1953.3.5),不到預定年歲的二分之一。1976年秋,史無前例的文革烈火還在燃燒著,那位縱火者見馬克思去了,享年八十三歲(1893.12.26∼1976.9.9),距預定年歲尚差三十七年。1983年的一天,好消息的宣佈者馬校長,離開了人間,享年一○一歲(1882∼1983),超過了預定的一歲。看來,蘇聯的控制標準是:地位高低和權勢大小與壽命長短成正比。但事實表明並非如此。

再看當時蘇聯的一些其他權貴的壽命:

蘇維埃主席波列日涅夫,活了七十六歲(1906.12.19∼1982.11.10);蘇聯共黨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活了七十七歲(1894.4.17∼1971.9.11);蘇聯政治家,外交家維辛斯基活了七十一歲(1883.12.10∼1954.11.22)。看來這些人民領袖的共產主義風格很高,群眾觀點也很強,他們都不肯貪享蘇聯高科技成果,甘願與其民同樣地去死。

二、醫療條件不是決定因素

人的壽命長短,既不以人的地位高低和權勢大小來決定,也不由藥物和醫療條件所決定。俗語云:“治了病,治不了命”,即此之謂也。如果生命長短由醫藥所決定,那麼這個小小世界便無布衣黔首存身之地,只那些堯舜、禹湯和秦皇漢武之類的權勢者就佔滿了。

皇家的醫療條件可說最好。秦始皇曾幾度去蓬萊仙島取不死之藥,歸途中死於沙丘,然而才活了四十九歲(元前259∼元前210)。其子胡亥即位,稱帝兩年(元前230∼元前207)即被丞相趙高威逼自盡,僅享年廿二歲(元前230∼207)。然后趙高又立子嬰,旋即亡。

再看各代的萬歲爺,他們御醫的技術是無與倫比的,然而他們的壽命,別說萬歲,連百歲也沒到。至於近代發達國家的元首、總統、主席之類,雖然他們都享有優越的醫療條件,然而他們也都按照平民的壽命定數死去了。

醫藥雖不能擔保壽命之長短,但可以促進身體健康。事實證明,那些運動健將和競技能手都沒有活過常人的壽命界限。例如,體育健將馬約翰教授,一向以其健康著稱,馳名中外。馬教授幾乎與馬寅初同時在某一次公開場合宣稱:他有把握活一百歲,力爭一百五十歲,結果剛活到“坎兒年”──八十四歲(1882.10.10∼1966.10.30)。看來,體質強弱與壽命長短無甚關係。

三、對死亡應持之態度

死亡之事如此奧妙,如此蹊蹺,我們控不住,預之不測,應如何對待它呢?

首先,要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古人的辦法是:“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怎麼辦事就不虧心了呢?──按良心辦事,光明正大;對人寬宏大量;對己,嚴於思,謹於言,慎於行;事事突出一個愛字。

其次,要追究事理之根源,尋找寄託。人雖為萬物中之佼佼者,雖為萬物之靈,然其智力和技能均有限度。因此,首先要自知,然後在自知的基礎上,進一步得知他:由己之不能,找全能者;由己之不知,找全知者;由己之佼佼,找全美善者;由己智之有限,找智之無限者;由己之存在,找已存在之因…。這樣推衍下去,最終可以找到一位全能、全知、全美善的既造化了你,又造化了萬有的至高無上者。並且,面對這位至高無上者,你必然要對之產生仰慕和追求之情,並且渴望通過死亡者投奔祂,皈依祂,藉以享受無上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