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傳工作

張春申

由於本地教會正在高呼「新世紀、新福傳」,我想扼要地自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至當今教宗的「救主使命」通諭,介紹福傳的工作問題。但無法多做解釋;這是需要寫一本書的大題目。

首先必須對名詞下一些功夫。這裡有兩個西文名詞,一是Mission,另一是Evangelization,後者中譯是「福傳」、「傳教」、「傳福音」。前者中譯應為「使命」,然而事實上卻也由「傳福音」、「傳教」、「福傳」譯出。之所以如此,因為教會的使命實是「福傳」…。所以只讀中譯音必須對此有所認知。

本文並非泛論;僅是願意指出「使命」或「福傳」的工作究竟是什麼。因此,同時也會看出什麼不屬於它的工作。事實上在梵二之後的三十五年中,對此問題變化很大。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是在一九六五年頒佈的,按照這個法令,傳教工作即是「向外邦」傳福音,所以法令的西名簡寫是(Ad Gentes),意即「向外邦」,西名是法令開頭的兩個字。為此,教會的傳教工作限於宣講耶穌基督(歸化外邦人),建立地方教會。至於教會中其他工作,如牧靈,以及合一運動等等都非此一法令所要討論的工作。至於為了傳教,開辦的愛德與教育事業只是準備傳教而已,直接並非傳教工作本身。因此,有了所謂直接傳教與間接傳教的說法。這是一九六五年代的教會使命觀點,大概由於當時非常關心傳教區的活動,特別討論向外邦傳福音。

但幾乎十多年之後,教會中出現另一重要現象,此即南美洲以及其他公教國家地區的貧窮問題,教會參與發展社會,支持所謂解放運動。他們注意到傳播天國喜訊的耶穌曾以完成此一使命自居:「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擄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告上主恩慈之年。」(參閱:路四16-21)於是福傳工作怎樣能夠不把人性的解放與發展包括在內呢?後者不是天國來臨的喜訊嗎?宣講福音的耶穌不是自己也從事這些工作嗎?教會是否應該重新詮釋傳教工作的範圍呢!

事實上,「傳播福音」即是一九七四年在羅馬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當今教宗,那時的沃蒂克拉科夫總主教也參加過這次會議;當時解放神學正在高潮,熱烈討論可想而知。這次主教會議將所有結論呈給教宗保祿六世,他在一九七五年頒佈了「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他將福音工作已自梵二「教會傳教工作」範圍擴大,於是在福傳內容方面,有了所謂主要與次要之分。次要內容即是福音性的解放與發展人性的工作。教宗的勸諭有關福傳討論很廣,並非本文所能介紹的。無論如何,福傳工作不再限於宣講基督,引人悔改與相信,接受洗禮與加入教會。過去的那些慈善與教育事業,教會都應作為傳播福音來從事,這雖然是一大課題,不過卻是新挑戰。從此直接傳教與間接傳教的區分都該受到淘汰。

此後,在一九九○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方面為了紀念「傳教工作」法令頒佈廿五年,以及「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的十五年;另一方面為了走向公元二千大禧年,頒佈了「救主使命」通諭。這是一個為我們的問題非常重要的文獻。當然我們只是限在本文主題的範圍內討論。在此立刻提出當時教會中冒出對於「傳教區」的反省,因為它似乎促使教宗調整了福傳工作之途徑(第五章)。

梵二之後的二十五年中,教會中傳播福音的情況變化極大。一些傳統上遣派傳教士去外邦的教會,不再如同過去一般興旺。另一方面有些新興的地方教會卻發展迅速,信徒人口日增。因此有些聲音開始表示「傳教區」這類傳統名稱已經不切實際。所有地區的教會都該「派遣」與「接納」傳教士;傳教士的工作並不需要一律。如此說來,也沒有所謂的「向外邦」福傳的特別說法了。「救主使命」通諭接觸了這個問題,但是並未接受那些聲音。如同通諭所分析的,究竟在亞非諸洲,有著廣闊的地區尚未聽到福音,需要傳教士。教宗同時在通諭的第五章分別指出了福傳的途徑,似乎有意特別肯定「向外邦」的福傳工作。

有些神學家把教宗指出的途徑分為三類:初傳、共融與服務。初傳即是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所指的宣講基督、皈依、洗禮、進入教會。至於共融更是現在所說的牧靈工作,包括建設教會團體,本地化,合一運動等等工作。第三項服務大概多是過去所指的間接福傳,但教宗列它為福傳。首先即是宗教交流,以及教育、醫療、社會等等,多具塑造社會良知的工作。當然福音化的意味該是服務的特色。其實,台灣天主教「新世紀、新福傳」的十一小組基本上來自以上三類,目前尚在策劃階段。

末了,「新福傳」這個名稱最早也在「救主使命」第四章中出現,它的意義非常確定,指的是教會中有些地區,它們歷史悠久,過去常是生氣蓬勃。但現在卻顯得一落千丈地消沉。它們需要「新福傳」來恢復原有的活力。此之謂「新福傳」。但九○年代之後,「新福傳」已經普遍應用,目前已經失掉初時的意義。比如「新世紀、新福傳」僅是表示我們進入廿一世紀而已。本文只介紹了三十五年來有關福傳工作在教會訓導文件中的重要變化,這與傳教學與傳教歷史應有關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