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之「真」— 剛樞機的美學

劉河北

所謂「現代藝術」已是過去的事了。在這「現代後」或「後現代」的今天,藝術已經吸收了一百年來的種種革新,把「古典」和「現代」揉合為一。在技巧上,加強科技的運用而已。廿世紀前半頁像萬花筒一樣搖出的無數新樣式,曾使當時的欣賞者眼花撩亂,不知所從。今天反顧「前衛派」的理論與作品,反覺得天真得有時不免可笑。但它們的影響,對藝術的美與真是建設性的抑是毀壞性的,實難定論。剛公身處這一動盪時期,肩負聖教會藝術的重任,曾多次挺身而出,和當時的大藝評家們,如里奧奈洛•范都里(Lionello Venturi)針鋒相對(參看「聖部對宗教藝術的指示」L’istruzione del S. Uffizio sull’ Arte Sacra-publicazioni Della Pontificia Comissione Centrale)。今日我們拜讀論剛公的言論,不能不驚嘆他立場的公正,目光的敏銳,言詞的果敢。記得剛公去世時羅馬觀察報對他的論定是:「他是一個剛正的人」。這樣的人,也為我們留下了剛正的美學。

廿世紀前半頁有所謂「寫實主義」,主張以畫筆暴露一切社會與人文的真象,反對米蓋朗其羅倡導的「理想美」,以為那是虛偽與矯飾。寫實主義的領袖古爾培(Courbet)所繪肥蠢的村婦、寒酸的鄉下本堂、傲岸的敲石子工人,十足描繪出在不起眼的外表下隱藏的高貴與美麗。但這種真,這種美,也應實用於宗教藝術嗎?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宗教絕不是脫離人性現實的空中樓閣,但也不是浮沈世海的無槳之船。剛公的答案是:在社會的真貌之外,存在著「禮儀」之「真」。它要把神聖的事,從物質之「真」高舉起來,給它穿上更華貴的衣裳,這件華服的名字是神秘之「真」。

的確,今日的社會強調真實,卻忘記了最真實的實際,那就是心靈的世界。從廿世紀的發明到廿一世紀的高科技都不能解決人心更超然的渴望,也不能抹煞人心深處對神靈世界的認知與思索。科學探討物質的實際,宗教則彰顯神秘的真實。因此,宗教藝術所描繪的必須以物質的真實為起點,而進入一種神秘的真實,後者應高於婦女的肥胳臂和敲石子工人的破褲子。

剛公反對「毀形」宗教藝術和「不具形」(或「抽象」)宗教藝術。畢迦索蓄意毀形(Deform)。宗教藝術應描繪神的完美,好能使支離破碎的心面對它而得到整合。「神像」(Icon)應是具形的。抽象表現主義所強調的神靈追索,最後的結局,多是作者的自殺(Mark Rothko)或精神崩潰(Pollock)。天主教的彌撒與聖事,是具體的重行取得人性的基督在世間所行之事。這真是最健康的宗教!所以它的藝術也是有血有肉的真,但超於區區血肉之上,把血肉帶入精神的領域,散放精神的光輝。這才是「聖像」的真實之處。

剛公寫道:所謂「神聖的交談」(Le sacre converzioni)繪畫中把眾聖人聚集在基督和聖母四週,已超越了物理及歷史的真實,而穿戴上禮儀的實際。基督、聖母和聖人們藉著藝術生活並行動於儀典之中。真福安覺理各(Beato Angelico十五世紀道明會士、畫家,確已列入真福品。他生前被稱為真福天使,是人們給他的別號)和其他畫家們將精修者、會士們和聖人聖女引荐到基督死於十字架的場面中。有些大幅壁畫中也加上樂捐者的肖像。意大利畫家的作品中人們著意大利裝,弗蘭德斯畫家則給大家穿上荷蘭服裝,以荷蘭的風景襯托。他們不擔憂歷史和種族上的實際,但基於一種基督徒的本能,把神聖的奧蹟融入信眾的日常生活中。事實上福音的藝術不是考古的複製,而是教會宗教生命的表現。這生命是教會真正的家產。它神奇地應和著信眾的「心弦」,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極限。

剛公也舉提梭(Tissot,十九世紀寫實大師)的例子。提梭在巴勒斯坦居住十年,所繪福音故事,好似奇蹟地複製歷史的事實。剛公說,這類的嚐試,使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們發生興趣,但在信徒中的成功率不大。前年奇美藝展中有一幅彼拉多夫人噩夢像也著意複製羅馬總督在耶路撒冷官邸的一切細節,但絲毫不能引起觀者在情感上的回應。剛公反對畢迦索和抽象表現主義,但並不擁戴新寫實主義。他以超然的立場來維護宗教藝術的超技,維護它永恆的「真」。

剛公強調宗教藝術的「生命」。說這「生命」就是教會的生命,也是信徒們響往,吸收,並活出來,表現出來的生命。把這生命灌注到藝術中,不能經由高深的知識,也不能經由標新立異的變形。藝術家必須躬親生活在教會的「生命」中,才能體會到它的深度。這份深度的生活,這份生命的擁有,使藝術家的作品具有「禮儀之真」。它超越物質的真理而穿戴上宗教的真理。它彰顯一件事實:基督是永遠「現代」的,永遠「在茲」的,一如聖保祿所說:「基督昨在,今在,永遠在」(希十三8)。

我們可以讀遍整個圖書館所藏藝術評論的著作,作者們辛苦地在古典和現代(以及後現代)理論中晃來晃去,找不到明確的立場。剛公為宗教藝術所下的定義,卻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