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智慧」的省思

傅佩榮

「哲學」(Philosophy)一詞,往往給人抽象的感覺。如果由字源來看,它的希臘文是指「愛智」。既然稱為愛智,就表示這種活動一直在進行中,雖然以智慧為對象,卻永遠無法真正獲得智慧。蘇格拉底說:「我非智者,愛智而已。」正是此意。柏拉圖進一步說明:人無法享有智慧,是因為身體的限制。身體的感官只能把握事物的外表現象,至於本能、衝動、情緒、欲望,則與永恆而美好的智慧更是背道而馳。於是,哲學家為了達成愛智的目標,必須努力「練習死亡」,亦即「死於身體,以求活於心靈」。只有擺脫身體的控制,心靈才可能向上提升,領悟柏拉圖所嚮往的「理型」的世界。

為了明白「愛智」,可以先分析「愛」這個字。希臘文的「愛」有三種說法:一是友愛(Philia),二是情愛(Eros),三是博愛(Agape)。友愛是溫和而理性的,雖有欲望但少衝動,更不會盲目而行。情愛生於本能,顯然比較原始,現在這個字常用來描寫男女之間狂熱的戀情。至於博愛,則是宗教界所熟悉的名詞,因為它超越了本能,也不求個人利益,而是受到神啟之後的偉大表現。那麼,哲學所謂的愛智是哪一種呢?答案很清楚,是友誼之愛。有愛而無情緒上的狂熱,既溫和又理性。與理性相對應的「真實世界」,就是理型。

許多人以為柏拉圖的理型是一個人心中想像而成的,亦即純屬主觀的產物,於外在客觀世界並不存在,而且離開了思想的主體也無法單獨存在。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依柏拉圖所說,我們在世間所見的一切所謂客觀存在之物,無不經由「感官」才被我們所知;但是,感官所得的東西不是一直在變化中嗎?既然在變化,又怎能說是可靠呢?因此,真正可靠的、永恆不變的東西,顯然以理性去把握。理性由於認識了真實之物(理型),才能以它為典型來判斷感官所見所聞的是什麼,並且由此分辨真偽。譬如,我見一個人勇敢救人,那麼,我必須先對「勇敢」的理型有所認識,才能判斷他是勇敢的。換言之,我們只能看到勇敢的具體行動,如果要理解什麼是勇敢,則須知道「勇敢之所以為勇敢」,亦即勇敢之理型。

那麼,柏拉圖的說法究竟對不對呢?一般而言,哲學家的理論一定有其依據,亦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問題在於:這套理論適用的範圍未必是普遍的。理型論用於人類的價值世界(如真、善、美、正義、節制、虔誠、勇敢等),可以說得透澈;但是用於日常生活的世界,則有脫離塵俗的傾向。當然,就人生難免一死,最後只有靈魂繼續存在而言,柏拉圖可以自圓其說;但是,這樣一來,人生真的成了「練習死亡」的過程,豈不是言過其實嗎?難道人生所具體經歷的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這種觀點與一般人的體驗,似乎頗有差距。事實上,在柏拉圖創辦的學院中學習達廿年之久的亞里斯多德,在他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就對恩師的立場加以修正,並且開展出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研究的初步規模。

西洋哲學史的演變與發展,就在各種理論此消彼長的接力賽中,亦即在愛智的道路上向前奔馳。歐美先進國家的中小學生已經接觸了這一套資料,逐漸培養成獨立思考與深度反省的習慣。譬如,近年大為暢銷的 《蘇菲的世界》,在台灣也有不少讀者。它的內容是描寫一位十四歲的小女孩學習了解西洋哲學的過程。十四歲只是國中二年級的階段,但是我們的大學生們在讀過這本書後,有多少人看得懂呢?所謂「看得懂」,是針對書中直接引述的哲學理論而言。這些理論都有各自的時空背景與參考經驗,現在截取一段放在書中,當然不易看得懂,更何況還有翻譯上的問題。哲學作品的翻譯最常給人的感受是:「凡是讀得懂的地方,都不太重要;凡是重要的地方,都讀不太懂。」

同樣的,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書,叫做《哲學家的咖啡館》。這本書是一位十一歲的德國女孩,在兩年之內與一位老師通信的資料。信中虛擬了一間咖啡館,其中來往的是西方歷代的哲學家。小女孩以她單純而清晰的思考能力,針對某些哲學家的說法,提出質疑與討論,結果竟然使這些古代大哲人喜出望外,甚至深受啟發。此書據說出於真人真事。台灣的出版社還打聽出這位女孩現在十八歲,正在牛津大學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好像有些不可思議,試問十一歲的小孩最多可以背誦 《論語》等經典,但是能夠以自己的言語去進行討論嗎?

這其中還常牽涉到中西哲學的差異問題。西洋哲學的特色是愛智,所以一向鼓勵開放型的思考,因為沒有人可以宣稱擁有智慧。但是,中國哲學的特色是「求道」,這個道又與生命安頓有關,因此比較忽略開放型的求知或研究態度。一講起「道」,當然要「以先知覺後知」,學生跟著老師亦步亦趨,認真打好基礎了。若是在過程中,添加太多自己的體驗與觀念,就可能出現偏差。西方哲學百家爭鳴的現象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中國哲學好像再努力也出不了儒家與道家這雙軌所形成的路線。兩者很難說是誰對誰錯,也許應該互相參考、彼此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