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之行

傅佩榮

如果讓我選擇,我是寧可坐在書桌前翻閱圖文並茂的名勝古蹟,也不願長途跋涉親自走訪這些偉大的景點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種說法,對我似乎不起什麼作用。原因何在?大概不能全部歸咎於懶惰。

我是務實的人,不做沒有把握的事。若要前往某處旅遊,一定要好好準備,就其地理環境、歷史背景、文化特色,研讀相關材料,務必要使自己產生熟悉感,以求到了現場可以很快融入其中。若非如此,則設法在一個地方居留數月,從生活中的細微末節去體認異國或異地的獨特風味。我最近即將在天下文化公司出版的 【那一年,我在萊頓】,就是荷蘭之旅的結晶之一。

眼看著千禧年接近尾聲時,心中盤算的是廿一世紀的新生活策略,就是減少演講的奔波與勞累,認真唸些書與譯些書。正在此時,竟有機會赴羅馬一趟,實在讓自己都覺得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是一位勇於任事的外交人才。目前我國在歐洲設有大使館的只有教廷。教廷是天主教的總部,帶領全世界八億信徒,而其所佔之地只是羅馬市的一隅,只是一座城堡而已。戴大使在教廷是 「中國」大使,因為教廷向來把兩岸看成一個中國。名義上如此,實質上擔任此一大使職務者依然不易推展工作。譬如,你若公開宴請各國大使,則該國若與台灣沒有邦交,通常都會婉拒。理由很簡單:保持距離,以免得罪中共。

戴大使於是聯絡幾位態度較為超然的大使,共同發起組成「亞洲大使團」。這個團體的活動是促進文化交流。 「文化」一詞在梵蒂岡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溝通符號。教宗的文告裡就充滿了文化意涵,所談的常是各文明、國家、種族、社會的和平、友愛與共同福祉。那麼,亞洲各國不妨提供積極的建議,至少可以各就其文化背景來呼應教宗的理念。

亞洲大使團於一九九八年成立;九九年召開第一屆研討會,主題是「文明間的對話:走向和平與團結之路」。代表我國發表論文的是沈清松教授。兩千年召開第二屆,主題是: 「文明間關於人權的對話」,由我代表提出論文。這兩屆會議各有三篇論文,我國皆不缺席,由此可知戴大使如何勇於任事了。茲以我自己為例說明。

像我這麼排斥旅行的人,究竟是怎麼被說服去開會的呢?戴大使很有耐性,先後傳真五、六份資料,打了六、七通電話,告訴我他是如何構想整件事的,講到最後讓我覺得好像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若是還執意拒絕,簡直是罔顧民族大義了。一衝動就答應了;一答應就後悔了。試想:會議訂於十二月中旬,年關將屆,學校尚未停課,並且立即就須準備一篇英文論文;然後,在約定的日子,一星期之內要搭乘來回卅四個小時飛機,而上場發言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鐘。

大使為了增強我的動機,預先傳真一份行程表,意思是我在會後可以參訪名勝古蹟,包括龐貝古城,那坡里,蘇連多,羅馬四大教堂,佛羅倫斯,百花大教堂,梵蒂岡博物館,西斯汀教堂等。哲學系的兩位助教看到這份傳真資料,不禁羨慕之至。我心中想的是:到時候再說吧!如果太麻煩就算了。

我的猜測並沒有錯。我抵達羅馬的當天晚上就是舉辦研討會的時間。又要調整時差,又要準備英文講詞,實在很辛苦。第二天,大使館的丁秘書帶我拜訪梵蒂岡中文電台,不僅得遇卅年前的學長江國雄副台長,而且接受一連四集的訪問。第三天上午,丁秘書帶我拜訪羅馬大學漢學系馬西尼教授;下午再轉到傳信部 「信仰」通訊社與社長晤談,並承他邀請寫一有關孔子人生信念的小文章,列入大陸的通訊稿中。第四天起應該是輕鬆的旅遊計劃了。戴大使以他一貫認真的表情說:「我們會找旅行社,安排你參加固定的旅行團,有英文講解的導遊。這些外地每天來回大約六、七小時。」我聽他這麼說,自然露出尷尬的笑容,心裡想的是「Give me a break!」饒了我吧!

幸好,大使口中的旅行社負責人,正是我卅年前的另一位學長蔣廷信。廷信與我情同手足,知我甚深,早就提醒過了丁秘書,說不必擔心為我安排旅行的事。我既然來到羅馬,達成了既定的任務,接著應該讓我自在一些了。我的要求很簡單,只有兩件事:一是去梵蒂岡旁邊的聖物商店,買一些精美的聖像,以便分贈親友;二是開車繞行羅馬一圈,對各個古蹟行注目禮。

離開羅馬前夕,大使約我晚宴,被我婉拒了。那幾天與亞洲大使團等人的數次宴會已經無可挑剔了。我選擇與老友相聚。蔣廷信於是約了江國雄與姜仁棠一起請我,可惜江兄另有要事。姜仁棠也是我卅年前的學長。這頓飯真是很有興味,大家談的是昔年趣聞,穿插著許多老朋友的消息,情緒時而感慨,時而欣喜,時而悵然。卅年實在不是一段短的時間呢!能與老友歡聚,使我的羅馬之行畫下完美的句點。當初我在考慮要不要接受邀請去羅馬時,心中也曾閃過 「可以見見老友的念頭」。後來才發覺,對我而言,這個動機其實是更重要的,是值得我長途跋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