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區宗教藝術的改革(上)

劉河北

一九二二年底剛公甫任教廷駐華代表,行抵北京,在一片蒼松白雲,枯樹人家,紅牆碧瓦之間,他看見矗立的哥德式主教座堂,藝術家的眼目和心,立即強烈地感到「不諧調」的刺激。深信古典哲學以光明協調為美的宗教家,心中已產生改革宗教藝術的思念。在一切事上,剛公都是「想到做到」的,所以能在短短三十六年間一手改變了中國教會的面貌,從殖民地的靦腆寒傖,成長為羅馬引以為傲的驕女。藝術為他決不是不值一顧的雕蟲小技。他立即提出了四點呼籲:

(甲)錯誤的風格:北平城內那座哥德式主教座堂與全市其他壯麗的中式建築,形成強烈的對比。其他傳教地區的建築也有類此格格不入的情況。

(乙)外來的宗教:假如佛教和尚在羅馬鬥獸場附近建一中國廟宇的話,我們必會說是外來的異教。將心比心,他們看到洋房也會說是洋教。有一位基督徒在大洋洲一個小島參觀了一座本地風格的茅草教堂後說:「現在我才明白,原來耶穌不是外國人」

(丙)教會的傳統:教會從最初的時候,一直到十五世紀,對各地藝術一向都很尊重。教宗聖國瑞一世對前往英國的傳教士說:「可以打倒偶像,不可破壞廟宇」。傳教士應把自己心愛的祖國藝術放下,到傳教區就要入境問俗,採納本地藝術,讓耶穌變成自己的家人。

(丁)遠東的藝術:遠東的藝術,尤其是繪畫,可說是為了基督宗教而準備的,注重觀念方面的理想美,把人和物都精神化了。

最後一點,顯見剛公的睿智。他生長於西方文化的環境中,以「建築」為藝術之后。可以了解他一眼看出北京主教座堂的不協調而非加以改革不可。但在中國,藝術之王不是建築而是書法。從書法脫胎的繪畫便可以說是中國藝術之后了。國畫的「用筆」、「用墨」,都以「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工,四時並運」(張彥遠)為最終目標,和西方繪畫以造形(連現代藝術專重「變形」)為主絕非同道。剛公也一眼看出了國畫的精萃,認為「是為了基督宗教而準備的」,正如吳經熊先生,陸徵祥神父以「六籍」為聖言的前驅一樣。剛公毫不遲疑的造就了一批畫家,主導中國藝術的改革。

在建築上,他邀請本篤會士格來斯尼古特(Gresnigt主徒會譯音)來華,先深入了解中國藝術的精神,繪製北平輔仁大學,香港及開封的兩座總修院,安國和宣化主徒會的聖堂圖樣,並親自督工興建。這幾座建築莊嚴肅穆,除一切瑣碎的裝飾和迷信的成份(如屋脊的水族等)而大方地參入基督宗教的象徵,如聖神、十字架等。的確是中國基督宗教藝術的傑作。

目前在中國人的土地上,摩天大廈已取代了曲檻迴廊。天主教的舊哥德式建築反顯得渺小了,因之更覺不倫不類!六年前筆者往訪○山總修院,院長神父出示新宿舍藍圖,指著尖形的長窗,說:「你看,這是天主教的樣子」。我聽後真是啼笑皆非。這不啻是婢學夫人,竟以「準」哥德式樣為「天主教的樣子」。台北的美國式的聖家堂倒已沒有「格格不入」的味道。但台灣僅有的幾座中式教堂,如板橋的聖若望堂,新竹的聖家堂(雖小,卻真是一顆本位化的明珠),的確以鏗鏘的言詞,向國人宣佈基督的降生人世,親臨中華。創堂的二位神父一是追隨剛公的遺志(毛),一是崇尚利馬竇的理想(葛),他們是「有心人」。

剛公的臨時宗座代表公署「是座純樸、舒適而安靜的中式房舍」,「在酷熱的夏天,仍然忙碌地工作,有時汗珠滴在紙上」,可見在此京的冬日嚴寒與夏天苦熱中,這座中式房舍並不舒適,但剛公堅持「入境問俗」,絕不住入西式樓房。後來,這公署逐漸不敷使用,久經策劃之後,買到遜清宣統叔父的榮王府。剛公記載說:「迺茲府廳堂繁多,具有中國至高藝術風格……尤其遠離各國使館區,不會引起中國人反感。過去即使在混亂中,我從不逃避到使館區,也不請求派兵保護」。具有中國至高藝術風格,和遠離使館區,是剛公選購榮王府的理由。

正廳的裝飾,除教宗碧岳十一世的肖像等油畫外,門窗桌椅,一律中國傳統藝術式樣。大廳中心的小祠堂改為小聖堂。繁花纏枝的鏤空木雕屏風襯托出簡單而莊嚴的祭壇。聖體龕形似中式瓦厝,和祭壇一律潔白。頂上有彩繪平行木條的天花板,左右有朱漆圓棟,簇擁著木雕光環的苦像。不論設計者是誰,我們可以看出剛公的心思、趣味。小聖堂裝潢完畢後,榮王妃曾來頂禮,伏叩至地。

在羅馬,筆者第一次覲見剛公時,這位嚴肅的老人(現在才明瞭他是因抱病而表情凝重)坐在一張極大的中式烏木榻上,斜依繡墩,使我有面對晚清王公之感。這張巨榻是榮王府的最後遺珍了吧。那時我多麼深刻的了解剛公「是中國的」。

剛公在聖化中國繪畫和改革全球傳教區宗教藝術的成就,留給下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