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浮生九四》雜感

顧保鵠

四月廿一日下午突然接到台南傳來的一份傳真,告知我蘇雪林教授已於當天下午三時五分病逝於成大醫院,讀後感到非常悲痛。蘇教授不但是名滿天下的作家,國寶級文壇耆宿,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殞落,為國家與教會都是重大損失,且是無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怎不令人悲傷、痛惜?

八年前,當她九五高齡時,成功大學、武漢大學、文藝界、新聞界曾為她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並預先請她寫一本自傳,蘇教授雖然再三謙辭,最後因為盛情難卻,終於動筆編寫了一本《浮生九四》,由三民書局出版。出版後我就收到她親筆簽名寄贈的新著,深感榮幸與感激。

《浮生九四》分廿一章,都二百六十頁。年近期頤的人,記憶力自然衰退,目序稱:

「過去七、八十年的事跡如何記得?只有一面寫,一面將自己著述瀏覽一遍,並就舊日記檢查……。自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整整八個月,全書始得告成。」至於書名稱《浮生九四》者,作者謂:九五是虛歲,況「九五」二字會引起朋友們以「龍飛九五」、「九五之尊」來開玩笑,故照西洋人的算法,稱《浮生九四》。此書文字樸實無華,但卻無一句虛構,不僅 是個人的傳記,也是時代的見證。

記得在高中時代就讀蘇教授當年新出版的《綠天》與《棘心》兩書,當時心嚮往之,無緣謀面。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赤燄高張,幾已燒遍整個中國大陸,於赴法途中,道經香港,在公教真理學會,初次識荊,留學巴黎期間,有時到法蘭西學院聽戴密微先生講學。法蘭西學院是法國在大學之上的最高學府,只有當代的學術大師才能在此講學,聽眾可自由去聽講,不需要任何手續,也不給予任何修學證書。這實在是一座很特別的專家講學的學府。當年在那裡曾多次遇見蘇教授也在聽講之列,其時已年逾半百,其研究之精神令人欽佩。回國之後,有一時期(民國四十八年秋,蘇教授向成大請假到台北治眼疾在師大兼課之時),我們都在台北師大授課,接觸機會較多,好幾次曾特別到蘇教授所住的第六宿舍拜訪。後在主編光啟出版社時,再版了她的名著《綠天》與《棘心》,並陸續出版了她的新著《三大聖地的巡禮』即《歐遊攬勝》,《讀與寫》及《中國文學史》,漸成為忘年之交。但對她留學前的那段時間,所知甚少。

拜讀了《浮生九四》,對她早年的事就有了較多的了解。而且以前在有些作家的文章裡,看到提及當年法國里昂的中法學院及勤工儉學,也分不清是一是二,讀了《浮生九四》的敘述,就知道是兩回事。

讀到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及其母親在其婆婆的淫威之下所受的痛苦,感觸良多。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與習俗,在五四之前,幾乎成了思想規範及不成文法,無人能反對,無人敢突破。影響所及,除了生長在幾個大都市如上海、廣州等者外,所有的女孩,幾乎都無進學校讀書的權利,還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似是而非的歪理,讀大學更是夢想。

出嫁後,婆婆的作福作威,更是司空見慣,做媳婦的只有逆來順受。因此原來可能是很幸福的婚姻,在婆婆的淫威之下,往往成了長期痛苦的根源。讀到這裡,真是感慨萬千,一面同情著昔時女性不幸的命運,令人寄予無限的同情與不平,一面又深為現代的女性慶幸,尤其為生長在光復後的台灣女性慶幸。因為在光復後的台灣社會上,男女可說已經完全平等,家庭中也無重男輕女的觀念(當然還會有少數例外)。因此,在舊社會裡,女生反比男生多得多。所以出生在今日台灣的女性,實在真正享受到了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應享權利,確是可喜的現象。

蘇教授在「五四」時就名噪一時,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多端,第一,「五四」興起時,她正在北京女高師就讀,而且成績優秀,容易受人注目;其次,由於她和母親,深受舊禮教之害,有切膚之痛,故反舊禮教的五四大纛一舉,立刻起而響應,但使她一舉成名的,卻是一場意外的筆戰。這事在《浮生九四》裡雖也提及,但只是輕輕帶過,並不詳細。

《浮生九四》中(赴法留學)一章,蘇教授說她當時想出國留學的最大原因是:「我肄業女高師第二年的下學期時,為批評北大學生謝國楨一部新詩集,與北大學生易家銊、羅敦偉諸人引起一場筆戰,最後易君發表了一篇小文題名為『嗚呼蘇梅』(蘇梅是蘇教授當時的姓名),惹起一場大風波,各界均對我同情而爭相譴責易家銊。易只好倉皇南下,餘波及於京滬,報章雜誌每日蘇梅、蘇梅的,令我大不自在,想離開中國,躲向另一地方去。」

蘇教授的這段記載,語焉不詳。但事有湊巧,就在《浮生九四》出版後不久,在四月十七日的中央日報上,偶然讀到黎澤濟「易君左兩惹文字風波」一文,裡面說得相當詳細,可補蘇文的不足。所謂「兩惹文字風波」,其一即指此事,黎說:「胡適中國公學舊同學謝楚楨(蘇文楚作國,註記憶有誤)編了一部《白話詩研究集》,要胡適作序,遭胡適拒絕,但受到易君左(其時名易家銊)、羅敦偉的捧場,出版後,易與京中名流學者李煜瀛、沈兼士、楊樹達等人在報上登出介紹廣告,譽為『新文藝中別開生面之書』,還說其中所選描寫社會各種婦女生活狀況的三十三首白話詩,莊諧雜出,形容盡致,使人可怨、可歌、可笑,尤為此書一大特色。」

北京女高師學生蘇梅不以為然,在「女子週刊」上批評了這本書。易氏及左袒謝氏「研究集」的人,在京報上登出批評的文章,展開筆戰,尤其是五月十三日署名「右」作的「嗚呼蘇梅」一文,付蘇梅頗多醜詆。有人猜測此文為易家銊所作,易因此受人攻擊。五月十八日「晨報」上遂有新知書社取消易家銊、羅敦偉編輯職務的啟事。第二天「晨報」又登出李煜瀛、黎錦熙、楊樹達、熊崇熙等八人的聯合啟示說:「近來外間有人誤認「嗚呼蘇梅」一文係易家銊所作,想因易君曾作《同情與批評》一文輾轉誤會所致,同人對於易君相知有素,恐社會不明真相,特為鄭重聲明。」

這一啟事引起胡適和高一涵的不滿。胡適認為個人不應濫用自己的名字,替無賴少年辯護,八人中熊崇熙身為女高師校長,尤不應列名。他因此和高一涵聯合擬了一則致八人的啟事,送登「晨報」說:一文既非易家銊所作,則作者究竟何人?要求八人提出切實證據。

後因黎錦熙寫信給胡適解釋說,他的列名也是楊樹達未徵同意便代列的,後細看所登的啟事,不過是友誼地對於個人的一種人格的證明,「君子成人之美」,至於這場是非,自有社會上的公正評判,這個啟事並無一語涉及。……我覺得這個問題鬧到這般田地,真是青年們的不幸!先生不要再往下窮究了吧!這可視為一般男女青年經驗中的一個「長智之塹」。黎先生的信使人躁釋矜平,「嗚呼蘇梅」一文作者是誰的追究,就此戛然中止。

由於這場風波,蘇梅一名,在當時的學界中就無人不知。蘇教授其時一舉成名,雖似出於偶然的機會,但倘無才氣與勇氣,又何能掀起或應付這場筆戰?因此我們認為與其說她的成名出於偶然,不如說她的才華其時始露頭角,初現光芒,來得恰當,她後來的一生著述正可以證實上言。

對這位國寶級的文壇耆宿,天主教的虔誠教徒,自她領洗入教後,一直堅守自己的信仰,謹守天主的規誡,不時乘機闡揚天主教的真理,表彰天主教的模範人物,想把自己獲得的基督福音,通傳給別人分享;不多幾天前成大師生剛為她慶祝過一百零四歲的生日,現在突然得到了她逝世的噩耗,悲痛之餘,又約略翻閱了一下她當年寫的那本《浮生九四》,略敘感言,權作悼文,用表哀悼敬仰之至意。